【人民报讯】中央日报17日社论：百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给了华人作家，得奖人高行健固是实至名归，华人文学世界更是与有荣焉。然而，就在一片肯定祝贺中，作品文本所由出的大陆地区，却是完全不同的反应。中共传媒先则态度冷淡，以「法国公民」来淡化高行健的大陆背景；稍后北京当局外交部甚至发表声明，指诺贝尔奖「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已失去权威」云云。
事实上， 砸痪虐司拍昱当炊推浇卑涓鞑鼐窳煨浯锢道镏螅泄布绰怕哦愿媒毕钭鞒雠馈Ｈツ晟踔凉妫坏迷俳推浇卑涓醯び胛壕┥让裨巳耸俊Ｋ源舜沃泄捕愿咝薪』窠钡母好娣从Γ梢运凳遣蛔阄妗６颐且舱捎纱肆私猓杂捎攵嘣杂谖难酥廖幕丛欤嵌嗝凑涔蟮奶跫?p>高行健本人是一位绝对崇尚自由的创作者。他曾在自述中强调：自己「甚么派都不是」、「不隶属于任何主义」；一个人也没必要钉死在某一种政治或美学的框架里。他得奖的主要作品「灵山」，正是描写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受到压制的主人翁的感受。他认为，那种箝制的恐怖，将会使人的良知全面窒息；如果人无法在暗中思考与写作，则可能会被整个摧毁。呼应着这种想法，所以当年他受邀访台时，所讲演的题目，就是「没有主义」。而在接受媒体访问，问及个人认同时，也表示自己既是法国公民、中国公民，更是世界文学的公民。这种国际观的开阔、与生命真义的掌握，毋宁才是支持他创作出杰出作品的最大动力。
这样的人生观，无疑是与高行健本人过去在文革，以及之后所受到的政治迫害息息相关的。高行健自学校毕业不久，即遭逢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不但被下放劳改五年，还曾经被迫焚毁整箱手稿；其间为了继续写作，不得已将完成的小条纸片，用塑胶袋包裹，以石灰防潮，置之小罐，藏诸地下。即使文革结束，相同的压力仍未稍减。一九八三年中共展开所谓反精神污染运动，他的话剧「车站」遭到禁演。三年后，另一出剧本「彼岸」再度被禁，他的作品完全绝迹于中国大陆。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他本人更因以该题材进行创作，而被中共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之一。
所以相较于自由地区的竞相走告、祝贺肯定，中共的否定态度自是意料中的事情。事实上，中国大陆至今，所有的出版社及刊物，仍受共党与国家部门的严格审查。其辖下没有明文的出版检查制度，全由各社、各刊的总编辑及党组织来执行。惟有审查认可，才能取得书号及期刊号，并统一经由国家经营的书店发行销售。中共更不允许大陆公民自行编辑、出版任何公开的出版品；其宣传部门、与国家新闻单位则有权对已出版的书籍，随时进行审核。如此严密的控制，除了造就美学观念保守、缺乏风格与特色的官方文学刊物外，自然也扼杀了人民创作的自由与空间。
长久以来的人类经验一再揭示，人民的自由活力，一直都是文明的支柱。各种文学乃至文化创作的源头，均有赖于其中所散发的多元思维。相反的，政治的控制力，无不呈现为单一的标准，而以「泛政治」的眼光，看待任何不符官方标准的事物；且动辄以异端、反动之政治罪名，箝制各种足以令其生疑的作品。就像高行健坦言指出的，他之所以离开中国大陆，目的就在争取一个自由写作的环境；他也誓言，有生之年不再回到极权专制下的中国。相反的，他不但与沐浴在自由创作空气下的台湾文学界建立深厚友谊，同时还赞许台湾的文学相当有希望，因为人文与政治的自由环境，将大有利于创作。
这其实就是台湾的优势。近十几年来，台湾在民主改革之下更加强化的自由民主体制，已然使我们在与对岸竞赛之际，拥有更良好的基础。对此，我们除了必须加以珍惜之外，还应该建立自我信心，以宽广的胸襟，迎接国际化、世界村时代的来临。诚如高行健所说的：作家重要的是，能够超脱出来、有所创造，不能只靠「变卖祖产」过日子。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社会提升，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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