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訊】中央日報17日社論：百年以來，諾貝爾文學獎首次頒給了華人作家，得獎人高行健固是實至名歸，華人文學世界更是與有榮焉。然而，就在一片肯定祝賀中，作品文本所由出的大陸地區，卻是完全不同的反應。中共傳媒先則態度冷淡，以「法國公民」來淡化高行健的大陸背景；稍後北京當局外交部甚至發表聲明，指諾貝爾獎「被用於別有用心的政治目的」、「已失去權威」云云。
事實上， 砸瘓虐司拍昱當炊推澆卑涓韃鼐窳煨浯錮道鎦螅泄布綽怕哦願媒畢鈄鞽讎饋Ｈツ晟踔涼媯壞迷俳推澆卑涓醯び胛壕┥讓裨巳聳俊Ｋ源舜沃泄捕願噝薪』窠鋇母好娣從Γ梢運凳遣蛔鬮妗６頤且艙捎紗肆私猓雜捎攵嘣雜諼難酥廖幕叢歟嵌嗝湊涔蟮奶跫?p>高行健本人是一位絕對崇尚自由的創作者。他曾在自述中強調：自己「什麼派都不是」、「不隸屬於任何主義」；一個人也沒必要釘死在某一種政治或美學的框架裡。他得獎的主要作品「靈山」，正是描寫在日常生活中時刻受到壓制的主人翁的感受。他認為，那種箝制的恐怖，將會使人的良知全面窒息；如果人無法在暗中思考與寫作，則可能會被整個摧毀。呼應著這種想法，所以當年他受邀訪臺時，所講演的題目，就是「沒有主義」。而在接受媒體訪問，問及個人認同時，也表示自己既是法國公民、中國公民，更是世界文學的公民。這種國際觀的開闊、與生命真義的掌握，毋寧才是支持他創作出傑出作品的最大動力。
這樣的人生觀，無疑是與高行健本人過去在文革，以及之後所受到的政治迫害息息相關的。高行健自學校畢業不久，即遭逢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不但被下放勞改五年，還曾經被迫焚毀整箱手稿；其間為了繼續寫作，不得已將完成的小條紙片，用塑膠袋包裹，以石灰防潮，置之小罐，藏諸地下。即使文革結束，相同的壓力仍未稍減。一九八三年中共展開所謂反精神污染運動，他的話劇「車站」遭到禁演。三年後，另一出劇本「彼岸」再度被禁，他的作品完全絕跡於中國大陸。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後，他本人更因以該題材進行創作，而被中共列為「不受歡迎人物」之一。
所以相較於自由地區的競相走告、祝賀肯定，中共的否定態度自是意料中的事情。事實上，中國大陸至今，所有的出版社及刊物，仍受共黨與國家部門的嚴格審查。其轄下沒有明文的出版檢查制度，全由各社、各刊的總編輯及黨組織來執行。惟有審查認可，才能取得書號及期刊號，並統一經由國家經營的書店發行銷售。中共更不允許大陸公民自行編輯、出版任何公開的出版品；其宣傳部門、與國家新聞單位則有權對已出版的書籍，隨時進行審核。如此嚴密的控制，除了造就美學觀念保守、缺乏風格與特色的官方文學刊物外，自然也扼殺了人民創作的自由與空間。
長久以來的人類經驗一再揭示，人民的自由活力，一直都是文明的支柱。各種文學乃至文化創作的源頭，均有賴於其中所散發的多元思維。相反的，政治的控制力，無不呈現為單一的標準，而以「泛政治」的眼光，看待任何不符官方標準的事物；且動輒以異端、反動之政治罪名，箝制各種足以令其生疑的作品。就像高行健坦言指出的，他之所以離開中國大陸，目的就在爭取一個自由寫作的環境；他也誓言，有生之年不再回到極權專制下的中國。相反的，他不但與沐浴在自由創作空氣下的臺灣文學界建立深厚友誼，同時還讚許臺灣的文學相當有希望，因為人文與政治的自由環境，將大有利於創作。
這其實就是臺灣的優勢。近十幾年來，臺灣在民主改革之下更加強化的自由民主體制，已然使我們在與對岸競賽之際，擁有更良好的基礎。對此，我們除了必須加以珍惜之外，還應該建立自我信心，以寬廣的胸襟，迎接國際化、世界村時代的來臨。誠如高行健所說的：作家重要的是，能夠超脫出來、有所創造，不能只靠「變賣祖產」過日子。一個國家的文化發展、社會提升，又何嘗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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