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讯】最近中共暴露出来的成克杰案、厦门远华案等闹得海内外不得安宁,一般都认为腐败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是中共制度上的毛病,如大陆学者何清涟在“长江读书奖”颁奖会上的讲话(大参考总第1035期)上,再三提到中共统治下的腐败和社会不公正是现行体制的问题。说法虽大胆,指出的问题症结却不对。把中共的腐败归结于体制问题,使人们给中共把脉开药方都把解决制度腐败的问题集中在多党制、权力分离、新闻自由、民主、新权威主义、完善民主与法制等技术层面上。我却认为中共的腐败根本就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共产邪教走向穷途末路的必然趋势,没有任何一种药方可以解决中共政权的腐败问题。

吾等都知道,所谓制度从来就不是事先预立的,它是在运动中确立的。换言之,制度是为破坏而建立的,永远不会有完善的制度。在民主国家中,任何政治势力的竞争都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承认即有的制度和维护程序的公正。对于共产党而言,其理论上的根本目标是消灭国家机器、消灭一切制度和等级,也就是说,在法理上任何制度对中共不应有约束力。毛是深通此道的,什么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什么不破不立等都是证明。既然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性的政党,规定了它蔑视权威、挑战人性、践踏法律,那么革命阵营中的秩序靠什么维持呢?很简单,这就是靠层出不穷的党内清洗运动。俄共、中共、朝共、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等无不如此。大陆内部的知识分子都曾怀念中共建政之处的清廉,其原因就是中共党徒头上都悬有被运动整肃的利剑,能够抑制多数官员的贪欲。毛发动文革的一个公开的理由也是利用民众的运动防止官员的腐败。毛曾说过中共搞8级工资制、官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的话,所以他能够欣赏张春桥打资产阶级的“土围子”、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毛的得意之作是文革,而文革的动力源正是靠不断地“继续革命(运动)”可以实现共产邪教的理想。在操作上则是靠摧毁一切规章制度来拉平客观上存在的等级界限,它与共产主义的根本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按照共党的理论,它是一个排它性的政党,是一切政党的终结者,它就有理由公开宣称独裁。任何制度、规范对它不仅无意义,而且还是潜在的资产阶级的复辟号召。仅从这一点来看,在文革中毛将刘、周、邓等对手打倒并不冤枉。问题出在毛的原教旨共产邪教理论把中国带入到了毁灭的境地,以至中共内部以邓为代表的所谓务实派占据上风,他们在保证中共权力的同时要求改革开发与国际接轨。如过去中共在文革前从不提什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现在口口声声要完善制度,好象中共早就有一套安邦治国的体系,只是不完善而已,一幅耍赖要将江山坐下去的派头,消灭国家机器的话再也不见提起。其实中共放弃继续革命、消灭阶级的原教旨理论,采用以法治国本身是件好事,中共政府只要采取当今世界上法治国家通行的权力制衡的运行方式,政府的腐败行为就能够得到控制,不至于出现腐败的癌症化。民主制衡的机制是否最好,各人的看法不一,丘吉尔说它只是最不坏,庶几近之。中共的“以法治国”却从一党之私利出发,根本否定权力制衡原则和国际社会通行的人权标准。它对一切权力的垄断,这就决定了中共政权出现腐败不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而是共产邪教的基本信仰与人类文明进程发生根本冲突的必然恶果。因为共产邪教的基本理念规定了中共作为“政党终结者”根本不可能回头寻找其他的什么政党来制衡自己(如江猪媳恬不知耻地宣称中共是三个呆婊,潜台词是老子就是要呆婊你,老子就是要把江山坐到底),而运动治国方法的失败,又拒绝采用以权力制衡权力的民主制度(否则,共产党就要改名)就必然陷于反腐败进退失据的两难境地,这自然为腐败的蔓延和癌症化留下了巨大的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