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9年7月到10月，三個月期間，沒有合法的法律，不經任何合法程序，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了鋪天蓋地的鎮壓。這種做法，和過去50年一再發生，而後又一再被證明禍國殃民的政治運動毫無二致。連「決定」的決定者也看出了，這樣的運動缺乏起碼的合法性。他們想起來要走走法律程序了。而這個時候，唆使一部分民衆迫害另一部分民衆，這樣的事已經整整幹了三個月。10月30日，正在艱難地讓自己的橡皮圖章硬起來的全國人大，被迫作出了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
世界上有些事情，必須真誠，才能認真，才做得象樣子。立法就是這樣的事情。出於僞裝，爲了唬人而立法，難免弄巧成拙。
在當代世界文明史上，再沒有比1999年10月30日中國人大的「立法」更可恥、更可悲、更可憐的了，它使中國的人大，中國的憲法，和中國人民，成爲世界上的笑料！
且不說這一立法「奉命」而作的背景，且不說在此以前已經有了整整三個月的轟轟烈烈的鎮壓運動，且不說這種鎮壓在先，立法在後，法律追溯以往行爲的做法違背了立法的起碼忌諱，就說人大這個「決定」本身，任意定義，語言模糊，根本就不具備成爲法律的質量。
「邪教」這個概念，缺乏語義學上的定義，更不要說法律上的嚴格定義。在《詞海》、《詞源》和《新華詞典》上都查不到「邪教」這個詞。「邪教」這個詞只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由說話者根據自己個人的價值標準來評論的用詞。人大在不對「邪教」作出法律定義的前提下就宣佈取締邪教組織，宣佈邪教組織爲非法。這樣的「決定」，強冒法律之權威，實質上是一個指哪打哪，想取締誰就指誰是「邪教」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這一「決定」違反了憲法的規定，顯然是違憲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條規定，「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矇騙他人，致人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姦淫婦女、詐騙財物的，分別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這些規定，針對的是違法犯罪的行爲，而不是具備某種宗教或信仰特徵的組織，或者參與這樣的組織之個人。判斷行爲的罪與非罪，必須經過法庭的合法程序，根據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來作出司法判斷。這種司法判斷的對象是行爲。人大的「決定」卻不顧已有的法律，用模糊的語言，有針對地把民衆的某些宗教或信仰定爲有罪，予以取締。這種用立法來代替司法程序的做法，完全淪爲迫害一部分民衆的工具，是一種越權濫法的違憲行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