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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1968年12月初的北京是血雨腥风的日子，我生小孩刚满月。这天婆婆一脸惊恐地告诉我，他们住的东大桥纺织部宿舍一个姓张的司局长自杀了，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据说明天要在大院大规模抄家。 我的公公朱桦是纺织部的高级工程师，年青时追随同乡方振武先生参加了北伐，曾任方将军的参谋长，1935年，他赴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留学并取得硕士学位。因这些历史，现在沾上了「美蒋特嫌」，被打成「牛鬼蛇神」，在牛棚每天写检查。无疑我们家将是被抄的重点户。 公公为人正直，性格刚烈，一旦被抄出什么「违禁品」，将会惹来杀身之祸。当晚，我与公婆商量，要将家中物品清点一遍，犯忌的预先处理掉。于是我们三人将窗帘拉紧，开了个小灯，将公公多年来与美国及国内朋友的来往信件、他在国民党时期及美国的照片统统烧掉。为了不牵连别人，将他在国内外所有朋友的通讯录也一并烧掉。 最后公公从箱子里拿出一幅中国水墨画，只见约50X70公分的白色宣纸上，用黑墨笔画的一个端坐的佛，笔调简练，佛像端庄肃穆。公公说这是他的一个朋友所画赠与他的，保存了多年。这位朋友后来去了台湾，文革前在《参考消息》上还见过有关他的报导。这幅画留否？ 我想佛像在当时是「四旧」，画家又在台湾，留此画岂非双重罪过？于是决定烧掉。我躲在厕所，用火柴点燃了这幅画，只记得公婆当时凄惨的表情。事后他们再也不提此事。 二十年后，我从大姑姐口中得知，当年我烧掉的那幅画是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的杰作。抗战时期，公公在兰州国际救济总署任职，与张大千先生是邻居和朋友，张先生特地为公公画了这幅坐佛。张先生所画佛像不多，倘若留到今天，也是稀世珍品了。 也就是在烧画后的十天，公公不放心他的九妹和四姐，打发我去北京钢铁学院看望她们。我称做九姑的朱英是学图书管理的，她一辈子与世无争，兢兢业业工作。她的丈夫解放前病故，唯一的女儿自北医医疗系毕业，1965年去了西康援藏。她的姐姐──四姑，快70岁了，一辈子未嫁，也没工作，与九姑相依为命住在一起。我想这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会有什么事呢？ 没想到，一进北京钢铁学院，触目皆是漫骂恐吓的大字报，「砸烂」、「油炸」的牛鬼蛇神名字上都打上了红叉，血淋淋的漫画及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广播就让人觉得大事不妙。九姑家是一片冷清肃杀之气，她们压低了声音和我讲话，四姑更是提心吊胆，一面说话一面发抖。原来昨天红卫兵来她们家了，警告九姑要老实交待「通敌」问题。 原来，公公姐妹中的老七朱禹，解放前去了香港。七姑是妇科医生，医术高明，医德很好，不幸在香港病故，没有子女。她的一位病人兼邻居，有感七姑的恩德，将她晚年生病的情况及临终照片寄给了九姑。九姑也回信表示感谢。这事不知怎么被邻居发现，告发给红卫兵，九姑就变成「有海外关系」而「通敌」了。 九姑估计红卫兵昨天来是警告，明后天就会来抄家，让我赶快帮助整理一下东西。九姑家除了书就是书，九姑父是有名的航空发动机教授，国际航空界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李登科定律」，家中全是他遗留下的航空书籍和资料，真找不出什么「特嫌」证据。 我帮她收拾了一下，准备走了，九姑忽然拿出一个画卷给我。此画外面精心包了好几层纸，打开一看，是一张毛泽东的印刷画像。文革期间，领袖像在大街上根本买不到，毛泽东像是由上面发到各单位的，再被「请」到各家。当时很少买到画框，老百姓拿到画像一般是用按钉或浆糊贴在墙上。九姑的这张毛主席像，大约是五十年代末的，已经发黄了，边角都破了，九姑小心用纸和浆糊从后面贴上了，但一看就知边角曾破损过。 九姑说，「如果这张画像被红卫兵抄出来，可能会说我们损坏毛主席像，大逆不道，怎么办啊？」我说不能扔掉，如果被发现扔了会更反动，麻烦就大了，不如把它烧了吧。 我把像放在蜂窝煤上点着了，四姑当时在我身边看着，嘴角歪曲着似乎在念叨什么，样子怪怪的（后来明白她是因恐惧而抽搐）。把毛的像烧了后，我将灰倒掉，觉得轻松了，回去向公公报了九姑、四姑的平安。 一周后，我又去北京钢铁学院探望九姑，这次屋里没了四姑，九姑见我立即抽泣起来。她告诉我，四姑见我烧了毛主席像害怕极了，整天睡不着觉，说，「不好了，不好了，红卫兵来找怎么办？」她曾想用煤气中毒的方法自杀，被九姑发现了，后来就发抖、抽搐，折腾了三天就死了。她死后九姑不敢声张，求图书馆同事草草将她火化了，连她的亲弟弟──我的公公都没通知。 我们同在北京近在咫尺，竟没能见四姑最后一面。毛的一张画像断送了四姑一条命，呜呼！听到这消息我如五雷轰顶，脑子一片空白，全身木然，是我连累了四姑。从那天起，我的奶水就回去了。可怜我的女儿，出生四十几天就断了奶。 文革「革」掉的历史文物、名家真迹何止千万，因「冲撞」「伟大领袖」致死的冤魂又何以尽数？这两幅画、一条命不过是小小的缩影。 (大纪元【九评征文】)〔原题目：两幅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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