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
 

新华网今日这个新闻要是往深里探讨……

黎梓

【人民报消息】新华网今天有网友曹友琴写的一篇文章《湖南农科院3专家两月内接连自杀》,很让人震撼。

文章说,自杀的是三个“中青年高级科研人员”。一个是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物种经济动物部经理、36岁的李建良,2月6日“在办公室悬梁自尽”;一个是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41岁的刘华,3月6日“在实验室服毒身亡”;一个是副研究员、39岁的甘博,4月2日“跳楼自杀”。(8月4日《现代快报》)

这三个人的工作、为人怎样呢?群众反映说,李建良“工作特别认真”,“在甲鱼养殖方面很有成就”,当选过“先进工作者”;刘华的为人“无可挑剔”,“没有闹过矛盾”;甘博是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的,“凡是认识甘博的人,没有不交口称赞的”,“先后开发了10多个甜瓜新品种”。他们年富力强,都是难得的农业科研人员,他们都是好人。

他们事业有成,又都有一个和谐的家庭,怎么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告别这个世界呢?

先听听湖南农科院有关负责人的说法:“有关部门已经作出结论。这纯属个人原因”,“精神都有问题。”说得很清楚,他们的死与单位没关系,不关单位事,单位是清清白白的,别来烦单位,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了。

看来这里,我倒觉得湖南农科院负责人很与时俱进,因为现在非正常死的人基本都被戴上一顶“精神有问题。”的帽子,纽约时报报导了一个优秀高三毕业生郑庆明是如何因交不起80美元(650元人民币)学费被逼卧轨自杀的。他自杀后校方推脱责任、老师心安理得,原因是他有“精神病”。而同学们举出大量事实证明他是因贫困交不出学费,被老师羞辱后含恨而死的。

那么,湖南农科院三个专家的死亡真相是什么呢?

文章说,这个农科院急功近利,“给全体员工下达了创收指标”,要求“至少自己养活自己”。这就难坏了这些专家,他们搞科研、开发新品种有能耐,做生意捞钱却是笨手笨脚的。李建良的单位“连续两年都没完成任务”。2月6日上午,他“到书记兼副所长何建新的办公室汇报”,“大家也搞不清所里是怎么答复李建良的”,晚上就发现他“用渔绳把自己吊死在了办公室里”。不难想象,这次谈话究竟谈了些什么。甘博所在单位的“总经理”就毫不含糊了,他在会上几乎是讽刺、挖苦地说: “甘博啊,你还是引进的特殊人才,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应该感到羞愧”。甘博死的前一天,带了礼品到总经理家拜访,自然去请求总经理的理解。回到家里,他 “打开液化气”,在自己的“肚子上、颈上分别割了一刀”,爬到5楼跳下。李建良的死,在他的遗书里说得更清楚:“过去,我无意说错了话,得不到宽恕,我愿以死来赎罪!”他担心家人继续受到不公之遇,呼求“我的家人是无罪的,请大家善待他们!”

再清楚不过,这都是“说错了话”,说了那些领导不爱听的话惹的祸。这是“书呆子”常会犯的“毛病”。老专家蒋彦永医生不就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吗?军事专家吕加平不就是个“书呆子”吗?他们都是犯了「江泽民哪壶不开专提哪壶」的错误。

文章说,学者型的知识分子的确不是抓钱的料。古今中外有几个有大成就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是同钱结缘的?他们所以能成为“家”,是因为他们能够进行研究、发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硬性要求科学家创收是强人所难,瞎胡闹。如果爱因斯坦落在湖南农科院这班人手里,日子也不会好过。

我说,爱因斯坦之所以如此有成就、名扬四海,是因为没生活在这个时代,没生活在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否则他可能比这三个“书呆子”的下场更惨。

文章说,三位专家都是非正常死亡,公安理应介入,要查清他们自杀的原因,而不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去掩盖问题。这样的事情不认真对待,有关责任人得不到惩戒,更多的专家型人才还将继续忍受这类瞎胡闹的磨难。

公安一介入可能后果更遭,公安部长周永康是强奸犯升上来的政治局委员,被中共大树特树的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被老百姓检举,说自她上任以来「登封无晴日」,冤假错案数不胜数。公安比土匪还土匪,把土匪引进来,没有不害怕的。

那怎么办呢?国家到了这地步?新华网今日这个新闻要是往深里探讨……


文章网址: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4/8/11/321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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