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華經濟看法大逆轉專訪華爾街中國「大好友」羅奇（多圖）

2024年4月3日發表

美國華爾街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的前首席經濟學家羅奇（Stephen Roach）接受自由亞洲電臺粵語組專訪(RFA)

【人民報消息】美國華爾街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的前首席經濟學家羅奇（Stephen Roach）曾被外界視為中國通，中國概念的「大好友」。但過去一年多以來，他對中國經濟的看法出現大幅逆轉，並撰文批評「香港玩完了」。自由亞洲電臺粵語組日前對羅奇進行了專訪，他談到對中國經濟及香港前景的擔憂。以下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凱迪綜合整理的專訪片段。史蒂芬．羅奇目前是美國耶魯大學傑克遜全球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他曾長期擔任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和該投行首席經濟學家，在香港生活長達六年。2008年金融海嘯時期，羅奇曾是港府諮詢機構「經濟機遇委員會」的成員。今年3月下旬，他獲邀出席了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這也是他自2001年以來連續第二十四年受邀與會。 「鐵桿的中國樂觀主義者」為何轉向悲觀？ 在論壇發言中，羅奇提出三點看法：首先是中國面臨嚴重的中長期增長問題，他擔憂在勞動力萎縮與全要素生產率日益嚴重的問題上，中國恐步日本後塵；其次，結構性阻力使中國消費者長期表現不佳，需要社會保障改革以減少恐懼驅動的過度預防性儲蓄；第三，美中衝突仍然是兩國乃至全世界的重大挑戰，他建議通過建立以美中常設祕書處為框架的新接觸架構，將衝突解決進程制度化。在自由亞洲電臺粵語組日前對羅奇進行的專訪中，他圍繞這三點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羅奇首先談到對中國經濟總體狀況的看法。在過去二十五年來，羅奇一直鼓吹投資中國，是「鐵桿的中國樂觀主義者」。但在過去一年多里，他一直在發出警告，要小心那些可能會導致經濟放緩的系統性問題。羅奇說：「我想說是，在過去一年半，我變得對中國更加擔憂。我在2022年12月下旬寫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國樂觀主義者的悲嘆》(A China Optimist』s Lament)……。從2021年夏天，（中國政府）對私營部門最具活力的部分——網際網路平臺公司施加的監管壓力，這種發展是在把重點和焦點從經濟增長轉回到生產率低下的國有企業的背景下發生的。這讓我非常擔心未來經濟（政策）爭論當中的生產率部分。「然後，當（中國）人口數據在2022年底至2023年初公佈時，最後一隻鞋子落下來了。這表明中國整個社會的人口數量下降已經開始，而且發生的時間比人口學家預期的要早。我對經濟研究的理論是，當人口下降，且作為人口主要組成部分的勞動力下降時，保持快速增長的唯一方法就是提高現有工作者的生產率。中國面臨的生產率挑戰至關重要，現已在北京引起關注。」羅奇表示，許多有關中國經濟的討論都是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主導，並專注於所謂「新質生產力」，其目標和西方學者所說的「全要素生產率」（TFP）目標看起來是一樣的，但羅奇質疑：當生產率低下的國有企業的角色變得更加重要，而生產率更高的私營企業因嚴格監管限制，作用變得不那麼重要時，如何能夠提高生產率？ 連續十五年敦促中國經濟轉向消費主導的再平衡 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乏力。尤其是疫情後，中國的房地產危機爆發、股市大跌。曾任世界銀行中國局經濟學家及局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的郝福滿（Bert Hofman）在近期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中國經濟的六個驅動力，包括改革開放、工業化、城市化、出口等，但這些現在好像都不靈了。羅奇則認為，郝福滿的清單漏掉了一點。羅奇說：「這是我多年來在中國提出的一個問題，我在今年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發表的論文，以及第二天的講話中再次提到了這一點，這就是有必要重新平衡經濟，使之向中國家庭或消費者傾斜。關於這一點還有更多的討論，但不幸的是，討論並沒有得到激進的新政策支持。我對中國消費者提出的觀點是，由於老齡化，以及當前社會保障網路、醫療保健和退休提供的保障水平較低，中國家庭仍然傾向於恐懼驅動的、預防性儲蓄，目前家庭儲蓄率仍超過32%。在社會保障網問題得到解決之前，儲蓄率將保持在高位，中國消費者將不願意或無法將自己的角色從儲蓄者轉變為主動的、可自由支配的消費者。」羅奇認為，中國由於社會保障網所能提供的承諾和安全有限，導致目前消費佔GDP的比重仍然低於40%。他希望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和官員能從了解西方的消費主導型增長模式中受益，實現經濟結構的再平衡。他稱自己是首個提出這一觀點的人，並年復一年地向中國政策制定者們闡述了這一點。羅奇說：「還記得去年，我在中國發展論壇上就說過這話。我得再回來多少次，向你們介紹消費者主導的再平衡，並聚焦於你們的社會保障？我說，我可能是連續十五年都做了同樣演講......。我認為，社會保障網問題通常是中國決策者最難掌握和改變的問題之一。」羅奇談到，中國長期擁有大量的經常賬戶餘額和貿易順差。他建議把貿易順差用於為消費者主導的增長模式所需的社會保障網提供資金。他解釋說：「在消費者主導的再平衡模式中，中國將從過度儲蓄轉向儲蓄吸收。我說的將貿易順差用於為消費者主導的增長模式所需的社會保障網提供資金是什麼意思？就是在正常情況下，消費者主導的需求激增將導致從國外的進口增加，從而使儲蓄或貿易順差達到更好的平衡。」至於貿易順差是否會轉變為逆差，他認為這取決於消費者主導的再平衡的程度，以及中國關稅允許國內消費者需求滲透到外國產品中的程度。 西方擔憂中國重返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 羅奇指出，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中國在較貧窮、經濟規模較小時的一劑強力藥方，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發揮了關鍵作用。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2001年）的過程中，中國建立了平臺和基礎設施，可以有力地利用出口作為2000年代初期經濟活力的引擎。但考慮到中國的經濟規模，西方現在越來越擔心，如果中國試圖回到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模式將會引起軒然大波，並遭到針對中國出口的保護主義進一步緊縮政策的反擊。羅奇說：「如果中國回到早期的出口主導型工業驅動增長模式，它可能會面臨保護主義行為加劇的可能性，我認為這將是非常、非常有問題的。這就是為什麼在這種環境下的再平衡對中國來說至關重要，而中國最需要的是消費者主導的再平衡。」羅奇還指出，中國前總理溫家寶早在2007年就已提出了經濟發展不平衡及不可持續的問題,政府已經斷斷續續地爭論這一問題超過十五年了。上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也警告說，「中國正處於一個岔路口」。羅奇則認為，中國早在十五年前就已處於岔路口了。

羅奇書房內擺放了當年訪華期間與時任中國國家總理溫家寶的合影。（RFA攝）

「失去的三十年」中國會成為下一個日本嗎？ 面對中國經濟在疫情後的持續低迷、房地產危機嚴重，中國是否會成為另一個「失去三十年」的日本？羅奇表示，中國政策高層早在2016年就關注到這一問題，也曾有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希望提高生產率及對房地產行業進行「去槓桿化」。羅奇說:「中國知道必須採取什麼措施，才能避免重蹈日本失去幾十年的覆轍。但是令我震驚的是，有人關注到中日兩國經濟結構特徵有兩個驚人的相似之處:人口老齡化，或者說日本的勞動力正在減弱，以及生產率，尤其是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停滯阻礙了日本來抵消人口結構的不利因素。這些都是中國和日本之間非常令人擔憂的相似之處。再加上中國經濟的債務比重不斷增長，達到300%，這是一個日本式的數字，是一個令人擔憂的發展，需要亟待解決。」 對美中接觸新架構的建議：設立美中祕書處 近年來，美中競爭不斷加劇，2023年的「間諜氣球事件」更一度讓兩國關係「脫軌」。在羅奇2022年發表的著作《意外衝突：美國、中國以及相互矛盾的虛假敘事》（Accidental Conflict:America,China,and the Clash of False Narratives)中，他回顧了近年來美中衝突的起源和變化，並得出結論：解決美中衝突僅靠領導人間的外交遠遠不夠。

羅奇與其最新著作。（RFA攝）

羅奇說:「我對美中祕書處的想法是，建立一個七天二十四小時全天候運作的常設組織，位於中立地點，不是在華盛頓，不是在北京，而是瑞士或新加坡，如果願意的話。我不在乎在哪裡。它的職責範圍廣泛，可以解決處理雙邊關係的各個方面，從貿易、經濟到創新和技術，再到國家補貼，及在美中兩國由國家支持的企業與活動，當然還有具有全球意義的重大問題。兩國都需要作為領導者，發揮更加積極主動的作用。氣候變化、全球健康，特別是在疫情大流行的時代、網路安全甚至人權問題，祕書處將有能力分析所有這些問題。」 北京禁止羅奇公開發表涉香港問題演講 羅奇獲邀在今年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發表講話時，曾希望公開表達對香港未來的擔憂，但被中方勸止。羅奇說：「我寫過幾篇文章，對香港的未來表示嚴重關切。這觸及北京的一些敏感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要求我不要在中國發展論壇上談論這個問題。」今年2月，羅奇曾兩度在英國《金融時報》發文談到香港，其中一篇標題為《香港已玩完》（Hong Kong is over），直指前特首林鄭月娥在2019年推出的《逃犯條例》成為香港經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導致香港的優勢一去不復返。這篇文章引起輿論和金融市場的廣泛關注。羅奇說：「我並不是要把這個標題作為香港的墓誌銘，我的意思是,這是一個警鐘。有很多人在談論它，尤其是在香港，這就是我的意圖。」他批評，本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比歷屆有更多掣肘，主辦方明確表示他們不想公開聽到尖銳的問題，只希望著眼於「對中國有建設性的看法」。反對羅奇對香港前景發表負面看法的人宣稱，香港是個歷來都很具有經濟「韌性」的地方。但羅奇認為，過去的經驗並不能保證香港就能夠克服當前面臨的問題。以往，香港經濟的起落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起落都完全一致：「具有韌性的理由非常薄弱，如果中國繼續緩慢增長，甚至進一步放緩，香港也會如此。」他也否定了那種，認為大灣區建設會增強香港韌性的說法：「我認為大灣區的風險在於，香港會被邊緣化成另一個中國大城市，而不是注入新的活力源泉。」在北京的論壇會議期間，羅奇還在另一場合與相識多年的現任港交所主席史美倫（Laura Cha Shih May-lung）對談，討論有關中國金融市場的政策問題。羅奇提出了三個論點：第一點提及經濟，特別是香港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聯繫緊密，相互依存；第二點是擔憂美中衝突對香港貿易造成不利影響；第三點是香港的自治權，尤其擔心23條通過後，對港府管治上的影響。羅奇說：「我說這三點確實會在未來幾年給香港帶來麻煩。史美倫同意我的三點中的兩點：與中國經濟的聯繫，以及美中衝突的不利影響。但她不同意香港的自治權受到北京或香港自身的損害。」 沒有香港代表敢向北京反映香港實況 羅奇指出，他的論點是基於經濟，而非政治考慮，因此幾乎沒有人反對他的核心論點。他直言，香港學術界及企業界的代表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期間，沒有如實反映香港的情況。他認為，2019年香港的大規模示威活動讓情勢失控，並出現近乎無政府狀態，因此必須解決這個政治問題。剛頒布的23條立法為政府提供了避免重蹈覆轍的機制，至於新法例是否適合解決香港的政治爭議、會否被過度執行，現在尚難給出定論。但他肯定，該立法已經為「一國兩制」規定下的香港政治與政策自主理念蒙上陰影。他擔心美中衝突的背景，再加上23條，會加劇在港外國人才外流。羅奇還透露，國際證券公司特別擔心亞太區的業績大幅下降，管理層都在討論香港營商的政治風險，並且擔心美國制裁行動帶來的影響。 羅奇：將繼續努力說出真相 搬離香港後，羅奇曾經多次回港探訪。被問到23條通過後，他是否會擔心再到不了香港的問題，羅奇沉默片刻後才回答說：「如果建設性的批評引起政客和商人的不舒服反應，他們需要審視自己。如果他們不希望我回到他們的國家、城市或經濟體，因為我讓他們感到不舒服，我將繼續寫文章、演講、與自由亞洲電臺等平臺交談，努力說出真相。辯論比個人壓力重要。回到我早期在中國的時候，第一次出席中國發展論壇，那是2001年的第二屆會議。當時我參與了朱鎔基總理想聽的辯論，我們公開辯論，我呼籲中國和香港現任領導人也這樣做。討論辯論的議題，而不是根據個人政治議程去討論。」△（轉自自由亞洲電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