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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北京異常炎熱的日子裏，全國突然開始了對法輪功的鎮壓。（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我們看到，我們國家這臺機器，儘管型號老舊，它的鎮壓功能卻運轉良好。從中央到地方、從機關到學校、從城市到鄉村、從電視到報紙、從手銬到筆桿子，一剎那都動員起來了。沒有起碼的法律程序，沒有站得住腳的證據，就開始了涉及幾百萬人的整肅運動。
●修憲墨跡未乾就向法輪功開刀
在這不久以前，中國剛剛修過一次憲法，承諾要實行法治，當衆提議人大修憲，邏輯上承認了憲法中人大是最高權力機構的條款，表現了中國共產黨要法治的誠意，在修憲討論的時候，中國的知識界並沒有人具體地提出現代法治國家的起碼建議，比如分權和制衡，司法獨立，保障公民思想言論自由，軍隊國家化，憲法的解釋，懲治違憲等等。沒有人認爲這是一個憲政進步的機會。這是知識界的麻木？還是看穿了中共反對西方三權分立隱藏的殺機？即使如此，修總比不修好。令人吃驚的是，話音未落，墨跡未乾，憲法就被拋到了一邊。中國共產黨的權力核心，在決定鎮壓法輪功的時候，可曾翻開新修的國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看上一眼？做做表面文章，走走司法程序呢？沒有，連對法律的起碼的表面上的假心假意的尊敬也沒有表現出一絲一毫。如此就開始了從上到下的運動老套路：輿論開道，各單位層層傳達，人人緊盯。其方式之蠻橫，其手法之陳舊，其眼光之狹窄，其思維之落後，實在叫人目瞪口呆。
我還感到吃驚的是，去年夏秋鎮壓法輪功運動中，中國知識界總體表現十分令人失望。如果說，人民日報中央電臺不可能發表反對意見，那麼爲什麼網上也很少嚴肅的反對聲音？如果說，在中國社會這樣的生存環境裏，你沒有說話的自由，說出自己的思想要付出職稱、待遇、房子、出國、乃至人生自由的代價，那麼爲什麼有那麼多知識份子不堅守保持沉默的權利？
一方面是全國幾百萬普通百姓的公民權利受到粗暴的干涉，不能上公園練功，不能聚會討論心得，不能讀他們願意讀的書；另一方面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在法律遭到粗暴踐踏的時候的沉默，在強權面前的奴顏卑膝及可恥配合。
●知識份子不敢站出來說「不！」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知識份子中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左派。他們是主張用這樣的方法來鎮壓法輪功的。他們對政府的批語是，鎮壓異端意識形態還不夠及時，不夠有力，不夠徹底得一勞永逸。
那個夏秋，我和很多人爭論過。我的觀點只有一條：這樣鎮壓法輪功是違法違憲的。法輪功是不是有科學道理？法輪功是不是荒謬絕倫？法輪功是不是打算顛覆政府？法輪功是不是一個宗教團體？法輪功是不是邪教？害死人多少人？是誰被害死了？這些問題，各人可以各人的看法。而我認爲不能動搖的一點是：即使報紙上說的所有的事都是真的，即使李洪志是一個騙子加陰謀野心家，即使法輪功組織嚴密企圖推翻政府取而代之，即使法輪功招搖撞騙害死人無數，對法輪功的處理還是必須遵循憲法規定的法律程序：合法取證、依法起訴、法庭獨立辦案，在法庭根據證據依法判定某人有罪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公民，包括李洪志，都是無罪的。這難道不是現代社會的公民常識嗎？拋開司法程序，利用獨家壟斷的輿論工具，來一個慾加之罪何患無詞，限制公民行動自由，搞人人過關的檢討表態，這是對公民的迫害。這不是違法是甚麼？這不是違憲是甚麼？
在中國社會，你還暫時不能指望農村的農民、工廠的工人來對抗制約這種荒謬絕倫的來自中央政府的違法違憲的政治運動。唯一有可能制約政府違法違憲的，是知識份子，是教授們、律師們、記者們、作家們、科學家們。只有他們，有可能站出來對政府說：不對，你必須照憲法規定的程序辦，否則，法律就會亂套，法治就會從根子上毀掉。可是，一九九九年的夏秋，中國的知識份子的表現太令人失望。或是出於低水平，或是出於懦弱，或是出於人格墮落。
●整肅知識份子隨即出現
倒是當初草草決定鎮壓的那幾位老人看出了毛病，他們大概也發現了，連《辭源》、《辭海》和《漢語大詞典》裏都還沒有把「邪教「這個詞收進去，更不要說「邪教「司法定義了，而他們當初決定鎮壓的時候，只想到把一個「邪教「的帽子一頭扣上去就可以肆無忌憚地開殺戒了。這怎麼能在歷史上站住腳？他們開始補臺了，這就有了人大的立法補課。中國人臉都不紅地把全世界人都當傻瓜，居然就演出了先鎮壓後立法，用後立的法爲先前的鎮壓做依據，這樣一出演員一本正經，觀衆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
天安門廣場上，陸陸續續地有一些法輪功學員來到，他們大多是中年人，或婦女、或從外地趕來，臉色憔悴神情落寞。他們在天安門廣場一站，兩手一舉，就馬上有彪形大漢趕來，凶神惡煞般地把他們押上車去。憑什麼？
我們北京的知識份子知道，這樣的事那兒每天在發生，他們扭轉頭去，他們尷尬地裝作沒看見。
那時候，我想過，如果中國知識份子不爲處於社會底層的弱勢的法輪功人仗義直言，不在這樣的時候警覺，對法輪功的無所顧忌的違法迫害意味着所有公民的憲法權利不受保障，不能夠拋卻觀點、學派之爭，齊力阻擋政府濫權枉法的違憲行爲，那麼，中國知識界受到整肅迫害而無力掙扎的一天就不會很遠了。
●鎮壓法輪功整肅知識界異曲同工
二OOO年的春天，由一個「研究生 發難（編按：北大一名研究生向中共告密，舉報自由主義學者劉軍寧在北大的講演鼓吹自由化。）對知識界出版界的整肅開始了。
從去夏的鎮壓法輪功到今春的整肅知識界，這兩者有聯繫嗎？這兩者的聯繫就在於，這是同一個制度運作的結果，它們的起因是相同的，就是當權者對過於集中的權力缺乏自信。它們同樣是由幾個老人聚會決定的，同樣連憲法也沒有打開看一眼，同樣不顧程序無視法律，同樣採取了陳腐得不堪入目的政治迫害運動的手法。而首先被整肅的，恰恰是這些年來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呼籲法治，呼籲保障民憲權利的學者，這還不夠說明問題嗎？
●要學習西方人救人即救已的精神
我們中國的知識份子，捱了五十年的整，什麼時候才會明白，你的命運和全國民衆的命運息息相關，這首先意味着，在保護民衆之盾的法律遭到破壞的時候，你有責任挺身而出，護法護憲。如果你沒有這個勇氣，沒有這個能力，沒有這個水平，那麼，你也危在旦夕。如今，當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首先遭到整肅的時候，居然還有知識界的人幸災樂禍，說他們是自己說話太過分了，你以爲這是學術觀點之爭嗎？只要這樣的制度不變，這樣的權力結構不變，即使是馬克思主義左派，遭到整肅的日子也是指日可待的。
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的民衆，特別是知識份子，要從頭向西方民衆學習，當一個普通人，不管這個人是不是你所喜歡的，不管這個人是不是一個日常意義上的好人，只要他或她遭到不公正的對待，遭到違法違憲的迫害，每個人都會有一個意識：下一次就會輪到我了，我不能無動於衷。作爲個人，護法護憲，必須要有勇氣拋卻其它層次的爭論。作爲社會，我們要努力爭取中間組織的生存空間，用民衆中的中間組織來抗衡政府的違法違憲行動。
去年秋天，法輪功被鎮壓後，舉國慶祝國慶，其實只是爲了確立一個絕對權威。這個絕對權威一旦確立，自下往上輪送民意和不同意見的管道就消失了。如今，我鄭重向中國政府呼籲：尊重憲法，尊重法律，讓我們回到法治的軌道上來。讓每一個事情的處理都成爲法治和民主制度的一次建設，而不是一次破壞。一個真正偉大的政治家，不在於他的計謀超人，不在於他有一副鐵腕，而在於他有歷史眼光。有了長遠的歷史眼光，才會有足夠的想象力創造力，才能夠應付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我期待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民衆在尊重遊戲規則的前提下真正合作的開始。
如果這一天永遠不會來到，那麼，我們所有人的喪鐘，就會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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