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的確加入了法國國籍，他要融入那個社會，還真得這樣做才行。但是我想，因此而放棄中國國籍，並非他所情願的事。這是五十年代我們制定的一項錯誤的單一國籍法的結果。

毛澤東、周恩來誠爲中華復興的偉人，他們在那個時代取消中國人的雙重國籍權，卻是毋須經過專家論證，毋須考慮海外華人的人權的。他們的立意不可說不好，但後果卻是大大的不妙：六十年代數十萬印尼華人慘遭屠殺，卻無法尋求祖國的保護，因爲我們是主張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呀，只好用船把一些人拉回來了事。八九十年代有數十萬留學生入了歐美國籍，儘管他們中的大多數依然認同中國爲他們的祖國，按照那個蹩腳的國籍法，又把這一代精華劃爲了外國人。天下的事再也沒有比這更蠢的了，可是人們從來就不去想一想，這樣的國籍法，要不要給改過來？

無論從情感還是從理性上，我都不僅把高行健視爲一個華人，更把他當作中國人。事實上他也正是因爲他的中國大陸背景而獲獎的，夏志清告訴傳媒說，早在一個月前他已經知道這次要把諾貝爾文學獎發給華人，馬悅然告訴他，要從北島、李銳和高行健三人中挑一個。這三人中，李銳還在中國大陸，北島和高行健都是從中國大陸出去的。

高行健的獲文學獎，圓了中國人的百年諾貝爾夢，這是中國人的光榮，是中國人的驕傲，普天之下的中國人，都值得爲此同喜同慶。這是中華民族的大體和大節，只須動用常識就可以作出這一符合人性的基本判斷。這一件特大喜事，同中華體育健兒驕女奪得二十八塊奧運會金牌的大喜事，相隔不過半月，對於我們來說，可謂雙喜臨門，它們見證了冉冉上升的國勢，讓我們甜到了心裏。

就算我們不管高行健的國籍，只認他是法籍華人吧，我們內心也非常清楚，這個獎不是給法蘭西人的，不是給法語的，而是給華人的，給漢語寫作的。正如當年杜聿明寫給女婿楊振寧的信上所說：「它是民族的。」

我爲「中國作協負責人」感到悲哀，我知道，他的所爲可能並非他所情願爲，果真如此，我將爲他無法主導個人的意志感到悲哀，我爲他幕後那隻看不見的手感到悲哀。它不知道它在做什麼，它完全不識民族的大體，完全不講民族的大節。有傷中華民族的和氣，有傷天地和氣。我本來不想使用極端的字眼，但事實如此，不說就無法面對現實：它所走的路，乃是一條前蘇聯領導人所走的亡國之路。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代，就是這樣對待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他們長期使用壓制的手段對付民族的精英，把本民族的團結和精神資源糟蹋得一乾二淨，最後把十幾個加盟共和國都搞丟了。我們如果也來照葫蘆畫瓢，結局不會好到哪去。因爲壓制乃是一種傳染病，你對付這個人是壓制，對付另一個人必然也會使用壓制，你控制不住的。你對所有的人都使用壓制，那民族可就危險了。我爲它的愚蠢感到悲哀。

相信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領導者們，有不少人跟著誤讀了這一事件。稍稍了解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內情可以作出結論：這裏面沒有政治，有的只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對漢語寫作的尊重和欲囊括世界主要語種文學於諾貝爾影響下的渴望。我們把人家瑞典人的極大的好心，當成了驢肝肺，這不是中國人的習慣，這樣有失中國人的厚道，也給我們的民族蒙上了恥辱。

誠然，高行健的作品是否能代表中國文學的最高水準，乃是見仁見智的事，由於我們被剝奪了知情權，對此無法作出現場判斷，但相信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水準，至少不會低於基本的頂尖平臺。就拿奧運會作比吧，金牌獲得者並不一定是該項目的頭好種子選手或者世界紀錄創造者，現場贏了就是金牌。而對於象體操這類技巧項目，裁判們的主觀偏好具有一定的決定權，並不能因此而否定比賽的公正性。

我以個人的名義呼籲：不要忘了漢學家馬悅然的勞苦功高，他說，我終於可以對漢語作家可以有個交代了。也不要忘了那些爲作家奔走吶喊的的專家學者們，他們是民族的功臣。至於「中國作協負責人」們，我不知道該對他們說些什麼才好。嗚呼！(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