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你那時同住的還有別人？
高：我在集體宿舍裏逃出來，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他是老光棍，找不到對象，就是因爲歷史有問題。他不是外文幹部，外文幹部就要求出身很好。
陳：他不是副科長嗎？難道因爲這一點不能找到對象，還是因爲家庭的問題？
高：他是歷史上有問題。他過去參加過三青團。
陳：那時談戀愛，都要跟對方自報家庭出身嗎？
高：那時如果你出身不好，不是黨團員，就挺難。你年輕的時候如果不是團員，就是團員也已經不怎麼樣了，你最好是黨員，否則找對象難。如果要找大學的年輕畢業生，你不是黨員，就得至少是團員。我覺得那些女孩子都很可怕，隨時都有可能把我告了。我根本沒有想過追求她們，或者對她們有好感，我把她們都排除在外，我根本不能找這樣的女人談戀愛。另外，跟我興趣相同的人根本沒有，相同趣味的人簡直找不到，只可以是個夢。那時我有過一個高幹子弟的情人，因爲她的家庭環境非常的優越，所以跟着我沒什麼關係。她倒比較浪漫，那也是偷偷的，但我們的關係到文革就完了。我那個同屋是個老大學生出身，所以很能理解我的那種生活方式。他自己也願意做點翻譯，因爲每天工作很枯燥無味，但至少可以翻譯點亞洲的小說。當時還可以出點亞洲的進步小說，它至少比當時的大陸革命文學有點意思。書中還有點愛情和色情，而且他翻的多是內部出版的書，而不是正式出版社的書。他就接一點這樣的活做。這些他在集體生活裏也沒法做，所以就找了以前的一個老關係、老同學，住進了別人叔叔的一個房子裏，是個新的房子。那時的房子還沒有丟，不過房子已經公交的差不多了。他們是自己的房，所以騰出了一個單間就租給他，要了很少的房租。覺得他三十多歲，一個人非常可憐，算是照顧。我呢，到處想偷找個地方。我本來在集體宿舍就跟他住在一起。他一走以後，我怕別人住進來，我寫什麼、做什麼就露餡了。我覺得這很可怕，很可能被告了。而我跟他住在一起的時候有種默契，就是彼此不談政治。後來，我就到處出去找地方，去找我大學以前的老同學的一個朋友，他是北京人，家裏有房子。之後我有時在這家住住，有時在那家住住。後來他們自己住房也開始緊張，我也不能在人家裏老佔着一間房，所以我就沒法住了。這時文革也快要開始了。後來我就找到了原來的這個同屋，他對我說，那你就來吧。他那個房子也很小，除了床、兩張辦公桌，再有一個煤爐也就完了，在一個居民小院。我得有這麼一個環境。而且他也覺得我有點老私交。加上我的作風又不是積極上進的那種。他也不是黨員，本來就是個邊緣化的人物，很不得志，連老婆也找不到，老光棍，都快四十歲了。我是個小夥子，剛出來才二十歲出頭，人也不壞，就住一塊了。文革一開始，紅衛兵興起，第一波抄家。因爲他是歷史反革命，一下子他就給揪出來了，就抄他家。我跟他住一屋，非常危險。幸虧有個小青年給我通風報信。
陳：他怎麼會知道？
高：他是紅衛兵，而且是大機關裏紅衛兵的頭。還好他通風報信，我就搶在他們之前把我的東西移開了。接着，紅衛兵就到了。因爲都認識，加上幸好我在。如果我不在，就一起全抄了，那我可就完了。因爲都是同機關的人，年輕人又不多，彼此都認識。他們問我哪些是你的東西？我說都已經分開了。接着就抄他的東西，全都翻了個遍。我知道這次真的很危險。那時，言論控制得非常厲害，我在那樣惡劣的環境裏還能夠抵制它，是因爲內心裏有一個自己的、沒被改造掉的東西。我們的機關很大，幹部加上職工有兩千人。我在當中差不多算是最小的。我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開始發表東西。之前寫過一、兩萬字的稿子。我寫的日記全部被燒光了，那時哪敢留東西呀！
陳：抄家以後，你自己的東西怎麼辦呢？
高：我燒了一個星期自己的東西。我同屋的東西都被拿走了。那真是很可笑了。比方說，他有耶穌的裸體或半裸體的封面，解放前的英文書。這就拿出來作爲批鬥他的罪證。因爲裏面有裸體的照片，就是腐朽、墮落。他這麼大年紀，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女朋友。我衝回家時只來得及翻他的抽屜，找到一張他的照片，是學生的集體照，他穿着制服，頭上戴有國民黨的帽徽。我只來得及把這張照片拿走，扔到街上的公共廁所沖走。等我回來的時候，他們已經到了。結果他們細翻，在抽屜底下的信封裏找到了幾個避孕套，就問他這女人是誰？還說他們一定是特務關係。你當時根本無法爭論。他還寫了些頗具失落感的舊體詩詞，因爲這麼大的年級也沒個對象，所以裏邊的那種感傷也不是要針對什麼社會主義，他也不敢。雖然意思不明確，是個人的一些感傷情懷，但是被他們一分析，全部可以被用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鐵證，和反革命的陰暗心理。後來他們把他帶走，從此，他就再也沒回到這裏。從此就被隔離了，一直關着。送到五七幹校後，他還作爲歷史反革命，被關在機關裏。最後到文革後期稍微鬆動了一點以後，才開始讓他在幹校勞動。從抄家那天起，他的這個房子就再也回不來了。十年，他就再也沒有過人身自由。工資只發給他生活費。在他回來以後，我再見到他時，他整個人完全都變了。
陳：你後來是否也參加了運動呢？
高：說實話，在這種情況下我必須要有個辦法來保護自己。現在所謂正版的文革史，即老幹部的文革史，例如海外曾研究過的毛澤東、四人幫的文革史，現在已經被駁掉了；講林彪有林彪的文革史；從別的角度，造反派有造反派的文革史，老紅衛兵有老紅衛兵的文革史。
爲什麼文革能發動怎麼多羣衆，人人都造反，跟以前十七年的歷史有關。那個階段因爲你出身不好、又不是黨員，已經有了很多的壓抑。而且運動初期，各級的黨委就把所謂有問題的人、那些貼大字報的人都揪起來，作爲反黨分子來轉移目標。毛澤東當時要對付的是黨內的走資派，他是要解決他內部高層的權力問題，但是他卻發動大規模的、從底下起來的羣衆運動。這就是爲什麼當時造反派這麼多、這麼普遍，人人都造反的情形。
一開始人們都響應毛澤東的關於揪出黨內走資派的號召去貼大字報，然後各級黨委就把所有的這些人都打成了反革命。那時最早的、八月的老紅衛兵就是這樣的。他們因此打擊一大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那時，各個機關已經打了一大批人，造成人人恐怖。在街上打死人的事都是老紅衛兵乾的。老紅衛兵直接的後臺、在上面掛線的，看是毛澤東，實是劉少奇，比如派工作組進大學。這些老紅衛兵是保黨委的。因爲他們整了這麼多的人，所以毛澤東後來才炮打司令部，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也就是整壓制羣衆的人。所以這樣一來，人人都想造反。這個時候，造反派開始揪自己的黨委機關，頭頭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那時，我們的日子就鬆了口氣，因爲矛頭已轉向了他們。當然造反派也不是就正確，因爲他們仍在毛的旗幟下。不過，他們當時自認的方向是正確的。
文革：在兩惡之間你選擇誰？
在兩惡之間你選擇誰？我個人的感受是這樣的：兩惡都是可怕的，但我選擇造反派。我就這麼起來造反了。想期待結果也是賭博，期待的可能也是一種賭博。我在這個中間並沒有看到什麼正義。也許別人看到了正義，那些對毛的思想更迷信的人。我儘管沒有那麼迷信，但我還不敢懷疑毛澤東到那麼徹底的程度。在兩惡之間，還沒到認爲毛是大惡魔、大混蛋的程度。
當時，號召學習列寧的《國家與革命》，裏邊談到要把國家機器打掉。實際上，這也是列寧的謊話。後來的文革十六條等就是說明毛澤東的這個目的。
人人造反以後，倒霉的變成那些緊跟黨委、想積極爬上去的人，他們實際上是最早起來的、保皇的造反派，還有一些是出身也不特別好，但也不是地、富、反、壞、右的人。地、富、反、壞、右出身的人根本也就別想參加紅衛兵。你那時只能不聲不響地跟在裏頭，誰都怕。造反派當時也不是想打出身不好的人，他們的矛頭主要是對着黨委來的。所以那時出身一般的人還敢起來。那我當時就是屬於這種出身不好和受壓抑的人。當然，我也不能算是狗崽子，所以就參加了其中的一派。
當然，我們中間也有出身好的，頭頭都是出身好的，他們在前頭打先鋒。出身好的往往不是一般的積極分子，有些是吊兒郎當的，有些是愛講怪話的。黨委不信任的也受到壓抑，所以他們理所當然會幫我們說話。所以造反派起來的就是這麼一批人。黨內的當權派實際上不恨老紅衛兵，恨的是造反派。所以鄧小平說：文革搞得大亂，指的是造反派。正是那時埋下的禍根，才使七七年黨的全面統治反彈這麼大。那時的秋鬥運動就是毛的講話和江青的煽動所掀起的，所以才有後來造反派大規模衝擊黨政機關的革命。
文革不是十年，是兩年多到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毛澤東接見紅衛兵頭頭蒯大富、聶雲梓的時候。覺得造反派已經過頭了、已經失控了，毛澤東已經用他們達到目標，所以可以把造反派犧牲掉了。這是以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爲目標，當時找了個罪名，說清華大學有人扔手榴彈。那時，軍人鎮壓學生已經普遍，因爲學生開始衝擊軍隊。軍隊是保守的，所以軍隊開槍鎮壓已發生了很多。但這個時候呢，上面就找了個藉口，說蒯大富他們有野心，所以派工宣隊進駐，這等於全面軍管。工宣隊背後是八三四一，是毛澤東自己的警衛部隊。這就表示着文革的全民運動結束了。接着就是全面軍管，連當時我們這樣的國家機關也軍管。所有的文化機關、國家機關都要全面軍管。所有的工廠、所有的學校不是軍管，就是工宣隊。這就是林彪的控制，因爲軍權受他的控制。所以到了九大，基本上是清一色的軍人。羣衆組織已經完了，軍隊也不要那些老幹部，所以上臺。真正來說，劉少奇是怎麼死的呢？學生只搞過幾次，像批鬥王光美給她掛乒乓球了，學生最多就是給人剃個光頭。真正那些壞事都是在軍管時期做的。所有那些殺人的事，一是紅衛兵初期，我就親眼看到過他們打死人，有人幹這種事。
陳：你說你是看到被打死的過程還是隻是打人？
高：我直接看到他們打，到死，在西單。那是個地主婆掛着個牌子。旁邊的人過來過去，不看。紅衛兵都是青少年，男女孩子，劈頭蓋腦地打。每打一下，那血一下就出來了。用的是銅頭子。我看到她已經都不能動了，像狗一樣地爬在那兒了。很多人都喊着：地主婆。
學生本來不知道，是街道居委會、派出所提供的這些人的成分、戶口名單，否則學生不知道抄誰去呀。所以，都是有人在後頭煽動的。所以第一次的紅色恐怖就利用了這些學生、青少年。這些人還都不是一般的工人和平民子弟，都是自然紅，革幹、革軍的子弟，所以打人兇殘的都是他們，而且得到謝富治的公安部的支持。還有很多恐怖的事，以及外省的集體屠殺。當時有很多內部簡報，我都是在後來才看到的，像北京郊區就發生將地、富、反、壞子弟全家人口集中起來，集體屠殺，用鋤頭、砍刀、扁擔，活活打死。當時的中央的內參上就有這些。我是在文革後期看到的。我的一個朋友是高幹子弟，我在他家看到的。
這樣的恐怖不是羣衆運動，不是自發的羣衆運動乾的。這些不應該算在文革的帳上，應該被看作是老幹部所代表的、大的國家官僚機器對老毛的黨內鬥爭反彈的結果，他們要把目標轉移到這上頭去。就是學生有後臺，不是完全自發的，包括最早的人。像清華的紅衛兵怎麼起來的，各有各的說法。實際上他們很快就跟上面的線掛上了。
其二就是軍管。六八年進駐大學以後，所有大學生就分配，中學生就下農村，幹部下五七幹校。凡是軍管會、軍代表認爲不安分的人，那時候成分也很重要。在羣衆的兩派衝突中，軍管會通常支持保守派，不支持造反派，但也有例外，因爲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造成的結果。然後就把另外一派的人下放。我後來就歇了幾年。
陳：你在兩惡當中做選擇，你是參加紅衛兵揪別人？
高：另組織一派呀。那時候，紅衛兵到處打人、抓人，沒有人敢管，沒有任何勢力組織阻止得了。原來的系統裏的黨委還講講政策，但是其實那些被抄的人的名單都是黨委在後面提供的，他們不出面。那時誰能知道誰家的檔案有問題呀？普通一般人、同事之間沒人能知道誰有歷史問題。
所有的那些老紅衛兵，背後都有黨委、政治部門提供的情況，他們才去弄的。正因爲背後得到支持，所以他們在外面大打出手，沒人能制止呀。第一次死人多是八月份，是八月份開始起來的。然後到了造反派起來的時候，是那些受壓制的人；在有些地方是已經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還有一幫是同情他們的，像我這樣的人；還有不是地、富、反、壞、右出身的人。
我不用組織紅衛兵。你們要去搞，我也會搞。在各派衝突中，你只有當時成爲一種組織，才有勢力。這樣對方一看你，也就怕了，因爲也是一幫子。這就是爲什派戰全打起來。開始是保守派和紅衛兵打，後來發展到羣衆組織，更大範圍地打，兩派人對打。當時問到想抄誰，結果下一個要抄我了。既然他們敢，那麼我這一幫就得準備拼。那時，全部都土匪化了。敢抄老子的話，那咱們就得走着瞧了，對不對？那時，你得隨時防備，因爲對方也不是吃素的。
我們這一派也有出身挺好的。出身不好的已經沒有資格在裏頭輕舉妄動，只能在背後同情造反。所以，對方的說：你們搞這麼一批牛鬼蛇神，我們就說他們支持走資派。互相看對方里頭有誰可以揪的、可以抄的。到了以後，造反派裏頭也可以抄，哪怕你出身好，也可以抄。他們先來個突然襲擊。雙方的武鬥怎麼開始？就是這麼開始的。那我是要自衛的，我也揚言：你要抄我，我就抄你。
不過，這個武鬥並不嚴重。在沒有軍隊干預之前，這種武鬥就跟打架似的，最多打破了頭吧，也不至於出了人命。不過，以後就厲害了。在外地，當軍隊介入兩派以後就不一樣了：槍炮都動了起來，雙方背後都有背景。你是這個軍區支持的，他是那個軍區支持的。野戰軍跟當地駐軍支持不同的派別，又跟中央的鬥爭牽扯在一起。實際上，所有的大打，都跟黨內或毛的系統、林的系統、江的系統、或誰的系統之間的上層鬥爭有關。
到了全面軍管以後又厲害了，又是一輪大恐怖。在軍隊的主持之下，比紅衛兵還要厲害。他們比紅衛兵內心要更狠：什麼吊打、逼供信。那時，一般的造反組織做不到這種程度。運動初期的紅衛兵還可能做到把人關起來和設牢房；到了軍隊管制時，只要軍管會一句話，馬上就開大會，宣佈某某有問題，哪怕你在運動中沒有表現，只是歷史上當過國民黨的兵，被抓過俘虜。按當時公安六條，要連長以上才夠資格，也被作爲反革命揪出來；或者觀點不一樣，也可以被救出來。先揪出來，再審查。然後按上各種各樣的帽子。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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