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在我十一歲的時候就去世了，我的母親是自貢市第二建築公司的普通工人，我有一個比我小兩歲的妹妹。我的家庭是中國的一個普通工人家庭。
1989年5月，參加了自貢市的學生運動，因寫了宣言和在自貢市政府門口演講，受到公安的審問。當時我去參加示威主要是由於我認爲中國社會對普通工人是不公平，我希望有一個相對公平的社會。
1990年3月我母親因肝病吐血和在眼睛半失明的情況下住進醫院，但是母親所在的公司不準時支付醫藥費，使醫院幾次停藥。而比我母親病情相差很多的公司領導卻能得到很好的治療，因爲生活所困，我給當時的江澤民寫信。
1990年3月，母親生病在醫院，我沒有工作失業在家，妹妹還在上學，我母親公司的官方工會卻沒有什麼做用，家裏所面對的困境使我深深的認識工人的無助，對工會對政府失去希望。在中國的清明節前，我在自貢市的繁華路口，張貼了八張記念天安門事件和號招工人起來組織獨立工會，保護自已權益的大字報。(在1990年11月被公安發現是我張貼的大字報，我被監視居住，這是四川省第二號反革命標語案)。
1990年7月~~1991年12月，我進了自貢市第二建築公司工作，因爲反對不合利的公司分房制度，帶頭上訪向市政府和江澤民寫信，使公司領導不滿而失去工作。
1991年~1992年四月，在建築公司的工作使感到國營工廠領導和工人之間的差別，工人在公司和領導在公司工作，所受的待遇是不公平的，工會只聽公司領導的，不爲工人說話。我希望有一個相對公正的社會。我總想爲我們工人做一些事情，但感到自已的知識不足，參加法律專業自學考試，結業十科。
1992年3月~~1994年12月份，自貢市第一建築公司木工，在1992年四月被選爲基層的工會組長，在公司做工會組長的日子裏，更加感到工會只是一個裝飾，就算它想爲工人做一些事，但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也沒有辦法做。
1994年12月~1997年6月，在自貢市第一建築公司下崗。在一家商貿公司從事鋼材，化工等業務，幾年時間讓我有二十萬左右人民幣的收入。我同時也積極爲下崗和失業工人諮詢法律方面的問題，鼓勵工人爲增取合法權益積極上訪。
1997年6月，我妹妹有一部出租車，在交完所有稅收和管理費的情況下，1997年的4月政府要收取28000元人民幣的城市建設費，而我妹妹一年開出租車的收入也沒有28000元人民幣，在自貢有800多輛這樣的出租車。爲了反對不合理的收費，我在4月開始參加組織出租車主集體上訪，並要求成立出租車行業協會，而政府根本不理採我們，我們一百多出租車主在1997年6月5日和6月6日連續兩天上街堵路。
1997年6月~1997年10月，因爲我是事件的主要參加者，在朋友們的勸說下，我暫時離開自貢去了上海。我自已的經歷讓我看到，就算我通過個人的努力使我有了不錯的收入，但是政府的政策可以讓我什麼都沒有，加上我看到下崗工人們面對的困境，今天是那些比我生活困難的工人，明天可能就會是我，我深深感到自已有責任站出來建立中國的獨立工會，只有我們組織起來，有了力量，政府才會和我們談話，才會重視我們，要不我們經濟發展中，永遠會成爲被犧牲和失視的對象。我和我的幾個朋友商量建立中國的獨立工會小組，我們增取在合法情況保障工人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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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0月~1997年12月，回到自貢，相續參加了自貢無線廠三廠，自貢貢井鹽廠，自貢運輸機器廠，自貢機動三輪車的示威，抗議，請願活動，並向海外報道了這些消息。
1997年12月~2000年2月，相續在四川省，遼寧省，黑龍江省，廣東省，北京市，雲南省，貴州省，上海市等地調查失業工人情況，並積極向工人宣傳獨立工會的理念,扶持中國的獨立工會。
同時我自已也進入多家外資工廠工作，每天工作13個小時，爲了增取工人權益在這些外資工廠，爲實現集體談判權利和改善工人工作條件與生活條件，組織了多次罷工和示威請願活動，至力於建立中國的獨立工會。並獨立的對一百多家在中國投資的外資工廠，全球知名的六十多個品牌進行了工人工作和生活條件的調查。
我來美國主要目地是：
1：和西方的工會進行交流
2：在美國客觀的介紹中國的勞工情況
3：介始中國獨立工會運動情況，推動中國獨立工會運動的發展
4：通過調查研究報告，影響中國的勞工相關法律
(李強是一箇中國獨立工會組織者，在中國組織和參加了四十多次的示威抗議和罷工行動，其中多次爲了工人權益，做爲工人代表同中國地方政府和資方談判，僅在1997年8月~1998年7月，在美國之音和自由亞電臺等西方傳媒就報道過李強提供的十二次以上工人示威等相關消息。由於李強的安全在中國受到危脅，他在美國政府和美國國務院的大力幫助下合法進入美國，並得到了美國的勞聯產聯，全美勞工委員會和其它相關勞工和人權團體的幫助。最近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邀請李強去參加巴西即將招開的世界青年領袖會議。李強非常願意和朋友一起討論中國的勞工問題，他的e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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