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伍绍祖的时候，令人惊诧岁月不留痕。因为从他纯真透明的笑容里，丝毫看不出曾经的沧桑，丝毫看不出尘世的繁冗浮华，沉静如水。
今年4月6日，国家体育总局举行了两分钟的挂牌仪式，主任伍绍祖说：“国家体委这块牌子是1952年被批准的，1954年正式叫这个名字。40多年来历经风风雨雨，为中华民族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确令人留恋。现在已把它送到体育博物馆了。我们又踏上新的征程。”说这话时的伍绍祖显得从容平和，那是事有归着，动若赴的的平和。走进体育总局，走近伍绍祖，便能感受到那种深蕴于平和之中的力量。那是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执著向上的力量。感染得人不得不向他的岁月回望。
文革被揪出来，好处太大了。我就是在不断受批判中成长起来的
1969年4月，除了伍绍祖的爸爸瘫痪在家外，全家人都在各自单位和干校。伍绍祖到团中央“五七”干校下放，和胡耀邦编在一个班锻炼。妻子曾晓前是杨尚昆“死党”曾三的女儿；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找回来的二姐伍绍云，被诬成“苏修”派来与妈妈接头的特务，可怜她曾在党需要妈妈的时候，被舍在异国他乡几十年；妈妈熊天荆先是“三反分子”，相继而来的帽子有“走资派”(因为是老革命、高级干部)、“叛徒”(因为进过国民党的监狱)、“苏修特务”(因为在苏联学习过)、“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为有人揭发她骂过江青)。每一顶帽子都伴随着一段时间的残酷斗争和人身污辱。伍绍祖是全国学联主席，当然在劫难逃。全家人都受到冲击，被打骂、批斗、戴高帽、游街、住牛棚、劳动惩罚，无一幸免。
伍绍祖的妈妈甚至运用住国民党监狱的经验，说服看押她的同志，在给她送饭和用品时夹带字条，传递信息。家人各自被“专政”，经常不能回家，但只要一有机会回来，全家就开“紧急战斗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分别时，都没有哭，就像各自走上战场一样，去接受新的战斗考验，创造人生新的历程。
尽管伍绍祖的父亲伍云甫已重病在身，右半身瘫痪了，仍被抄家10多次，连地板底下都搜查了。专案组的人还时不时地到家里来批斗他。因为他当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成千上万的抗日青年就是通过这里进入延安的。所以不顾他身体不好，每天都安排好多人来找他进行外调，致使他1969年7月仅65岁时就被迫害致死。当全家其他人分别从各自的干校赶回来时，他已全身瘫痪，讲不出话来。
伍绍祖翻到了爸爸临终前用左手写下的“血书”，其中写到“我相信党和群众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自己心中无鬼，自己心中有底，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许多烈士已英勇牺牲了，自己是幸存者。”“比一比过去，比一比劳动人民。”字是用红笔写的，按中国的习俗，这就是“绝命书”，是一篇表明自己心迹、表明自己境界的遗嘱。看了这份“绝命书”，伍绍祖禁不住嚎啕大哭。
走过了不惑，走过了知天命，几近耳顺之年的伍绍祖，回首那揪心的动荡岁月，只平淡的一句话：“文革被揪出来，好处太大了。我就是在不断受批判中成长起来的。”这是对不平境遇的注释，是对党对人民无比信任的交待，是沧桑人生的独白!
爱是一种依恋的感情，是一种奉献的精神，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是一种欢愉的感受
伍绍祖1939年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
伍绍祖的父亲伍云甫，1923年就参加革命，1926年入了党，经历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解放后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侯补常委、卫生部副部长等职。他的母亲熊天荆也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运动的老革命。1926年由瞿秋白夫人杨芝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过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暴动，1927年被选为上海市政府委员。她曾有革命“奇女子”之称。伍云甫的同祠堂亲戚、革命同志伍若兰，早年参加革命，是朱德同志的夫人，1930年在一次战斗中被捕后壮烈牺牲，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伍绍祖的岳父曾三同志曾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与伍绍祖的父亲伍云甫是世交，他们都是红军电台的创始人。
伍绍祖的祖父伍如春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和毛泽东同窗，他们都是很要好的同学，毛泽东曾动员他一块闹革命。然而伍如春念及家中妻小，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当教师了。
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中央电台工作的伍云甫一直跟着党中央。当毛泽东知道伍云甫就是他的老同学，那个没有一起来闹革命的伍如春的儿子时，曾诙谐地对伍云甫说：“好嘛!没想到伍如春的儿子也来革命了!”伍绍祖就是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他出生在西安时，父亲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母亲熊天荆是西安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的秘书。1940年初母亲便带着??br> 褓中的他回到延安。当时生活极其艰苦。接下来弟弟夭折，妹妹胎死腹中，给熊天荆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了极大损害。致使她1942年肺病复发，住进延安中央医院，卧病15个月之久，其间曾数次病危，棺材和寿衣都准备好了。伍绍祖的父亲后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三四岁的他便独自一人“流浪”，在延安杨家岭和王家坪，得到许多革命妈妈的关心照顾，邓妈妈和康克清妈妈曾想收下作儿子。
这长久的同志之情、患难之交，不仅深印在老一代的心里，也传给了后代。
作为一个革命家庭，悲欢离合，生死离别都已是极平常的事。1948年夏天，伍家终于团圆了，战后我军在解放战争中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在这一年来，平津战役之后，熊天荆受命在彭真领导下参加接收北平的工作。临走的时候，伍绍祖的爸爸在西柏坡，妈妈在石家庄。8岁的伍绍祖跟着其他同志的汽车去石家庄送妈妈上前方。那天晚上妈妈紧紧地抱着他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英姿飒爽地走了。那“从容就义，慷慨赴死”的精神，对伍绍祖影响很大。
小时候，许多人都批评熊天荆对儿子太溺爱了。可伍绍祖却说，妈妈对亲情和大义是分得极清楚的，“狠心”把儿子放到艰险的环境中去锻炼就是证明。从开始懂事起，她就教育儿子怎么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要热爱党，热爱领袖，热爱人民。她把5岁的儿子送去上学，让他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有意义的活动。如在大生产运动中帮助纺线、捻线，开荒时敲土坷垃，在针对蒋介石打内战阴谋的备战活动中，让儿子模拟伤员，在他身上练习包扎等。
作为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伍绍祖父母一直怀着满腔热情，孜孜追求美好的未来，不知疲倦地工作、生活，从不消极。伍绍祖说：父母对党的信任，对同志的关怀，使他逐渐对他们常说的“爱”有了一些理解。爱是一种依恋的感情，是一种奉献的精神，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是一种欢愉的感受。爱是个人的情感，又是群体的反映。世界上确实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总是与一种利益，一种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多年以后，伍绍祖和爱人在孩子结婚的时候，为了向他们进行家庭传统教育，曾总结了伍家的特点：民主、平等、团结、和谐、亲密、温暖、朴素、正派、真诚、坦白、高尚、美好。“我们都是无产者，也不想追求豪华的生活，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非常充实的。”
由于经历的原故，使得我一切听党的话，完全按党的要求来做
1946年9月，三五九旅曾组成一个南下抗日先锋队由王震率领，在班师返回延安时，延安城军民列队欢迎这支英雄的部队。25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慰问信，题目是《小娃爱八路》，署名“二年二班学生，七岁，伍绍祖。”事隔26年后，王震同志出于对革命后代的信任和了解，选中伍绍祖当他的秘书。伍绍祖说：“王震是我政治思想上的老师。”王震同志的言传身教，使伍绍祖从一介书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国家高级干部。
1975年初，聂帅得知王震找了伍绍祖这样一个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为秘书后，便对王震说：“这可是有用的人才!”王震也意识到该让伍绍祖归队了，于是把他介绍给了国防科委，就这样伍绍祖又成了一名军人。
1988年12月底任国家体委主任，成为中国体育界的主帅，从此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秘书到将军到体育主帅，伍绍祖工作中自有一套谋略。他曾说：“我当一把手就是遵照五个‘大’字去干的。第一，政治上把握‘大’方向。体育就是要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第二，组织上搞‘大’团结。要搞五湖四海，为党的事业奋斗。第三，业务上‘大’放手。做到人尽其用，发挥人才优势。第四，工作上‘大’系统。要搞系统工程，这样可以胸中有数。第五，待人要‘大’肚量。即使人家骂你两句，我认为也不要去计较……”如今机构变了，牌子换了，国家体育总局从国务院的组成部分分出来，对下级政府不再存在监督检查职能了，工作程序，职能都进行了调整。对体育工作一往情深的伍绍祖却说：“体育的地位决不会因机构名称的变化而降低。”谈到机构改革后的体育工作，伍绍祖总结了“四个不变”、“四个变”和“四个三”。
“四个不变”，一是基本任务不变。保证全国各族人民都有健康的体质，是体育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二是基本方针不变，这就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三是基本思路不变，这就是继续深化改革，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大力发展体育事业，走集约化发展的道路，贯彻“科技为翼，人才为本”的方针；四是基本依据不变，这就是要根据宪法和体育法，依法行政，依法治本。
“四个变”，一是观念要变。要更多地运用市场经济的原则和运行规律想问题，用改革的方式思考问题。要靠全民办体育，靠社会办体育。二是职能要变，对体育部门来说主要是政企分开，管办分离。要把政府对体育工作的管理转变到宏观调控上来，加强宏观管理，加强政策研究，加强执法监督，而把一些微观的、具体的事物，交给事业单位、中介组织和社会来办。三是工作方法要变，改革以后，我们虽然还具有独立行政的职能，但不能光靠行政手段来办事了，要积极推进体育社会化，产业化。四是工作作风要变。随着机构的改革，机关小了，人员少了，就要提高效率，多办实事，少扯皮。要彻底改掉衙门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四个三”，一是巩固三个成果。首先，要继续落实全民健身计划，掀起一个全民健身的新高潮；第二，要全面实施奥运争光计划及其滚动计划，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第三，要完善经济政策，加快产业化进程。另外，还要深化三项改革，是指体育宣传、体育教育、体育科技要深化改革；开辟“三个财源”，是指体育彩票、体育基金、中体产业公司(上市公司)；打响“三块牌子”，是指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
伍绍祖充满信心地表示，体育是常青的事业。改革将把体育全面推向市场，体育也会在市场中越走越火。机构改革后，体育事业的发展必将有更广阔的空间。
当记者问及伍局长最喜欢哪项体育运动时，他笑笑说“散步”。他说：他的锻炼方式是“爬楼梯”。
伍绍祖对记者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体育运动的发展，广大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培养跨世纪的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我们还必须发展体育运动，进一步增强全民族的身心素质。全民健身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是利国利民，兴国兴邦之举。”
《大地 》(199810) 第82期 (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