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的一個城市而言，深圳的建設成就算得上可觀。從三萬人口的一個小鎮，一躍而爲一個擁有四百多萬人口的大都市；從人均年收入不足100美元，地方年財政收入1700萬人民幣，發展至今，深圳的年國民經濟產值已達1400億元人民幣，在全中國大中城市當中排行第六，而深圳的人均生產總值達到4350美元，超越了上海的3000多美元，更遠遠高於全國平均的750美元。

在慶祝特區成立二十週年的慶典上，鄧小平再一次成爲主角，儘管此公早已不在人世。一尊六英尺高的鄧小平雕像同時在深圳蓮花山落成。江澤民則在所謂「重要講話」中反覆頌揚「鄧小平同志」的豐功偉績。

顯然，深圳二十年的建設成就被歸功於鄧小平，歸功於他對建立經濟特區的決策。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簡單。

首先，深圳特區的由來，完全因爲香港的存在。因香港而有深圳，因澳門而有珠海。就整體而言，深圳是延伸的香港，珠海是延伸的澳門。前店後廠，或者前店後倉，是其間的天然關係。在深圳的二十年經濟發展中，香港起了關鍵作用。主要的建設資金從香港引進，主要的出口貿易從香港轉口實現，甚至於，主要的加工工業，也從香港而來。香港，是新時期中國經濟的火車頭，更是深圳經濟起飛的牽引機。

其次，深圳之所以能取得快速發展，與中共中央對它所實行的特級優惠政策密不可分。項目審批優先，手續從簡，企業免稅，出口退稅，這些「一邊倒」的優惠政策，都率先在深圳實施。更加上深圳率先拉開與內地的工資差距，大批人才湧進深圳。創造了深圳經濟起飛的天時、地利、人和。

從這些角度而言，毫無疑問，深圳的經濟發展，以犧牲內地的利益爲代價。中國社會新的貧富分化隨特區的成立而加劇。深圳畢竟只是浩瀚中國之一角，彈丸之地，人口數百萬，不到全國人口的2%，若有人以深圳的成就，來概括全中國的現狀，則可謂大錯特錯。

鄧小平倡導在深圳設立第一個經濟特區，實爲當時形勢所逼。六十年代之前，深圳，即保安縣，與香港的經濟水平尚相差無幾，豈料，資本主義的香港，其經濟在六、七十年代驟然起飛，遠遠拋離陷於紅色內鬥中的中國大陸，而與世界發達國家比肩。

人往高處走。於是，自五十年代後期開始，深圳先後發生無數起大規模民衆集體越境逃港事件。到一九七七年，大陸人逃港已發展成爲不可阻擋的大趨勢。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顯示，自一九五七年開始，二十餘年間，偷渡香港的大陸人達119274人次，其中逃抵香港者至少達60157人。

是什麼力量吸引成千上萬民衆，冒着生命危險逃往香港？是富裕與貧困的差距。一組最生動的數字來自兩個羅芳村，這兩個同名村，一個在深圳，一個在香港新界，隔河相望。一九七九年，深圳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相差竟達一百倍！耐人尋味的是，新界原本沒有什麼羅芳村，因居住那裏的人全是從深圳的羅芳村逃過去的。這些偷渡客聚居一地，乾脆重取了一個故鄉的村名。

鄧小平倡議設深圳爲特區，除了對現實的屈就，還有他個人的私心。他去過美國、日本、新加坡，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國在共產黨治下的嚴重落後，最羨慕的便是那些發達國家高樓大廈、燈紅酒綠的物質生活。要偌大中國儘快達到那樣的水平，絕不可能；搞幾個樣板或者窗口，倒有可能。一則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一飽眼福，二則順便爲自己青史留名。

深圳的建設，使中國版圖上又添了一個「西洋鏡」。這樣的「西洋鏡」，實際早在一百多年前便有之，那就是，在慈禧太后有限度的改良開放下，誕生的十里洋場上海灘。同樣的歷史，從小鎮到大都市；同樣的模式，以外資爲槓桿；同樣的功能，成爲末代王朝下民衆放眼看世界的「窗口」。而深圳今天的成就，還遠不及大上海百年前的輝煌。鄧小平重複這一歷史，是否要重複清王朝覆滅的命運？

江澤民的姿態似乎暗示了這一宿命。在深圳特區成立二十週年的慶典上，江澤民報復性地拒絕了香港記者的到場和採訪。這一小心眼的非政治家姿態表明，中共當權者與滿清末代統治者的心態完全一致：可以容忍經濟改革，國門開放，但絕不容許政治改革，言論自由。(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