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同萬里一起粉碎了一次未遂政變。

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作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政治報告，提出了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爲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提出：從十二大到十三大五年時間的具體任務是：「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繼續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認真整頓黨的作風和組織，爭取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實現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實現黨風的根本好轉。」耀邦在這次代表大會及十二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爲中共中央總書記。

由胡耀邦提出，經十二大通過的新時期的總任務和具體任務，同以前和以後的黨代表大會相比，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全面開創......新局面」。這裏所提的全面，就是，不僅要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而且要建設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不僅要推進物質文明建設，而且要推進精神文明建設；而精神文明的具體內容就是：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同時實現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實現黨風的根本好轉。

爲了實現「全面開創新局面」的目的，就要進行全面改革。爲此，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了《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長篇報告，報告提出：「要搞四個現代化建設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貫穿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這應該成爲我黨領導四化建設的一個極爲重要的指導思想。」耀邦批評了農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要改革，經濟部門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門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強調指出：「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

在這個報告中，耀邦首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爲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這就是人們今天已經熟知的「三個有利於」的最初版本。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講到的「三個有利於」，具體表述有所不同，但是，基本思想在耀邦1983年1月的講話中已經定型了。

假如耀邦的上述講話能夠公開發表，並且付諸實行，不僅當時的城市體制改革能夠更加順利的進行，而且，政治體制改革，文化教育體制改革也將不失時機的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後來畸形的經濟改革所造成的許多社會問題就可以避免或大大減少，中國社會的全面現代化就可以少走彎路，大大提前。

可是，「左」傾保守主義分子深知耀邦這個講話可能產生的巨大影響，由胡喬木出面反對發表和下發耀邦的講話，耀邦遷就胡喬木，請他修改後再發表，他置之不理。習仲勳對胡喬木說：黨的總書記在有中直機關各部門負責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區有關同志二百餘人蔘加的會議上發表了一個重要講話，如果不形成文件發下去，黨的歷史會形成一片空白，怎麼給後人交待呢？胡喬木仍然堅持不許發。不僅如此，2月16日，胡喬木還把人民日報主編秦川和副主編王若水叫到他的家裏，狂妄的說：「耀邦同志在職工政治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與十二大精神沒有聯繫，還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幾個月，還算不算數？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對大家施政治壓力，但耀邦同志這一講話就反過來了，就造成壓力，而且壓力大......耀邦雖然沒有明說，但實際上是要把承包推廣到一切部門。這就是很大的問題，實際上已經出現了問題。」

就在後來一兩天的下午，姚依林突然通知，政治局和書記處開聯席會，陳雲一人發言，系統德、異常尖銳地批評胡耀邦。批評的內容，一是盲目追求發展速度。當時耀邦主張工業產值增長7%，陳雲堅持4%，可是後來的實際增長率超過了7%。二是反對改革，陳雲不贊成城市改革，當然更不贊成「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陳雲憤慨的說：「連一五都要改？」可見，他認爲「一五」期間的政策和做法是「撥亂反正」的極限。三是，批評耀邦不懂經濟工作，他明指胡啓立、暗指胡耀邦的說：「應該下放到財政部或國家計委去學習鍛鍊」。陳雲發言以後，藉故離開會場，胡喬木、鄧力羣、姚依林、宋平等四人也跟着出去了。後來胡喬木竟然對耀邦談話說：「這一次你就是下去了，也不要消極。」鄧小平沒有講什麼意見，只是說：「到此爲止。」

可是，左傾陰謀家並沒有「到此爲止」。鄧力羣先後在「紅旗」雜誌聯絡員會議和新華社全國分社會議上，把陳雲抨擊胡耀邦的講話傳達了。聽了鄧力羣傳達的廣東省委副祕書長李言年，當晚就把講話紀錄整理出來送給習仲勳。上海等幾個省、市當晚給《人民日報》打電話詢問：「北京發生了什麼事？」第二天，接替胡績偉的人民日報新任總編輯秦川又把該報記者部主任林鋼聽取鄧力羣講話的記錄原本送給習仲勳。

在那次批胡的會議上，胡喬木建議立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來解決胡耀邦的問題，其他政治局委員均未表態，會議當然沒有做出開會的決定。可是，胡喬木、姚依林竟然私自向各省、市和中央機關發出了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萬里看到通知後找習仲勳詢問，習仲勳說，他不知道，習又找胡啓立來問，胡啓立也說不知道。在總書記、常務書記和中辦主任都不知道的情況下，竟然有人私自發出召開要總書記下臺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這是任何一個政黨、任何一個政府的法紀都不能允許的。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這是一次宮廷政變。習仲勳和萬里認爲黨內危機迫在眉睫，共同向鄧小平報告並作了工作，鄧小平表示：「胡趙格局不能變。」一場未遂政變流產了，但是，發動政變的人，絲毫沒有受到追查和批評。這在1987年以前的中共黨史上是從來未有的。

2、抵制「清除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的發明人是鄧力羣。他在1983年6月4日，在中央黨校的一次講話中最早使用了這個霸權話話，用以指責那些探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文章；接着，加上胡績偉的新聞工作人民性問題；8月，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賀敬之帶領一批人爲「清污」準備文件時點名批評了徐遲、李陀等作家和《人啊，人》、《春天的童話》、《在同一地平線上》、《晚霞消失的時候》等一批作品。後來，「精神污染」的範圍不斷擴大，除了理論、新聞、文藝戰線以外，還涉及農村改革和建立深圳、珠海等四個特區的問題，他們誣衊特區是「租界」。

鄧力羣等人的陰謀得到鄧小平的支持，他於9月7日找鄧力羣等極左分子談話，提出理論戰線和文藝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在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結束後，鄧小平、陳雲在全會外的一次會議上發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講話。中共中央的文件正式通知：鄧、陳的講話「何時發表，由中央決定，各地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發表。」但是，10月下旬，鄧力羣掌握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卻把鄧、陳的講話和胡喬木、鄧力羣關於「清污」的發言，下發到縣級以上黨委和幹部。同時，北京和各省、市的報刊和電視臺，有組織的發表知名人士擁護「清污」的報道和文章。這種「清污」已經超出理論和文藝的範圍。在農村，發家致富、長途販運受到攻擊。在軍隊，把退伍戰士申請補助，幹部戰士在城市找對象，戰士收藏美術攝影作品，以至女朋友的照片，都說成是「精神污染」。在生活方式上，女性燙髮、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體舞，養花、養鳥都受到干涉。

喧囂一時的「清污」鬧劇只演了28天就受到中央那些堅持改革開放路線的領導人的抵制：萬里表示「農村不搞清污」；趙紫陽表示：「經濟工作領域不搞清污」；方毅表示：「科技戰線不搞清污」；習仲勳找賀敬之談話，批評「你們在文藝界搞了一場『小文革』」。11月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了所謂「清除精神污染」問題，胡耀邦、趙紫陽都講了話，對所謂「精神污染」劃出了嚴格的界限。一場「清污運動」才中途夭折。特別是胡耀邦在12月13日接見共青團代表時講的：「有人用封建主義的眼光看待現代文明，要把我們的社會拉回到幾千年前去」。一針見血，非常深刻。

3、抵制反對「自由化」

1983年10月11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會後，在中共中央書記處進一步制定整黨方案時，胡喬木提出：「這次整黨要既反『左』也反右，反右主要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打斷胡喬木的話說：「你說的不對，主要是反左，其次才是防右。」胡喬木說：「我是根據小平同志的指示而講的。」接着，他就舉出方勵之的觀點，並說：「整黨不整這樣的人，還有什麼意義呢？」

鄧力羣同胡喬木密切配合，大罵方勵之，並說：「像方勵之這樣的人，不是一個少數，而是有一批人。」「像這樣的人，我也主張作爲整黨的對象。」

耀邦說：「首先我申明一點，我絕不贊成方勵之的觀點。但是，我想強調的是，不能強迫人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如果連方勵之這樣的知識分子都容不下，還談的上實現共產主義嗎？」

習仲勳緊接着說：「我贊成耀邦同志的觀點。幹什麼工作也得有個重點，不能東一錘子西一棒子的。這次整黨的重點是清理三種人，通過清理他們達到從組織上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胡啓立、萬里、陳丕顯都表示贊成耀邦、仲勳的意見。

正當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抓住大案、要案整頓黨風，清理「三種人」的時侯，「左」傾保守分子卻利用「文革餘孽」王力出來攪局。從秦城監獄出來不久的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通過鄧力羣致書中共中央，建議取消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鄧小平看信後指派鄧力羣徵求王力的意見。王力說：「八四年初從上到下有一股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風。我覺得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的一些負責人（顯然，王力指責的是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主任胡耀邦）對鄧小平同志的指示重視不夠，對%%$清除精神污染%%$抓得不夠狠，應當注意糾正。」王力還說：「整黨的提法也不科學，應該叫整風。今天我們通過整風應該樹立小平同志爲核心的黨內團結，提高馬克思主義水平，這樣，一切任務都可以迎刃而解。」請注意「樹立小平同志爲核心」這個話語的發明人是文革餘孽王力，對於「文革餘孽」，陳雲比鄧小平立場堅定，他看到材料馬上給胡耀邦打電話說：「王力是什麼東西？竟允許他對我們黨的各種大事指手劃腳？他的目的不純，是想搞政治投機，我希望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不要上他的當！」萬里也說：王力在文化革命中幹盡了壞事。建議中央兩案辦公室對王力問題進行審查，拿出結論性的意見來，報中央書記處審查。

1984年2月9日，書記處開會討論王力問題。習仲勳憤慨的說：「王力要不是『三種人』，那我們黨內就沒有『三種人』了。我認爲清理『三種人』，目前存在的主要障礙是，有些領導人對於保過自己和支持過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種人』多方保護，而對於反對過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種人』卻總是想多搞一些；再加上有些隱蔽下來的『三種人』，他們僞裝自己，似乎『表現很好』、『很聽話』，騙得了某些領導人的歡心和信任，比如王力就是這樣。這一回，如果讓王力漏了網，那我們中央機關的整黨不能不說是一大損失。」

習仲勳的發言，對鄧小平和鄧力羣是誅心之論，他們利用王力之流，就像蔣介石在抗戰勝利以後利用崗村寧次等日本戰犯一樣。

書記處異口同聲，都主張將王力開除出黨，鄧力羣看到衆怒難犯，也不敢堅持，他只是說：「小平同志認爲王力同志還是能夠爲黨做一些工作的。究竟怎樣處理他，還是由大家定吧。」

在一次討論幹部工作的會議上，鄧力羣突然離開議題，介紹首鋼和第二汽車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經驗，並且說「這是小平同志近幾年來反覆強調的。」在返回中南海的路上，習仲勳憂慮而又憤慨的對耀邦說「現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誰要是提出不同意見，或者他們看不順眼，想整某個人了，就給他扣上一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簡直是豈有此理！「耀邦對他的親密戰友也流露出真情實感。他嘆了一口氣說：「爲什麼我們一些很受尊敬的領導人也常常吃飽了飯沒事幹要節外生枝？對那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世界上本來沒有鬼，你天天喊打鬼，倒好像真有鬼了。其實，鬼的概念都是人自己製造出來的。難道中國真的形成『輿論一律』才叫社會主義？我看不見得。」

1985年9月18日，正當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際，北京一批高等學校學生衝上街頭，發動了一場爭取民主改革的學生運動。北大校園貼出的標語和大字報是：「中國要向何處去？唯有走民主改革的道路」，「我們不要一黨專制，我們要的是真正的民主、繁榮的中國」，「鄧小平的大家長封建制該休矣，結束那拉氏垂簾聽政的時代，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即將到來！」，「胡耀邦是當代的光緒，傀儡政權必須垮臺」。學生在遊行示威中呼喊口號：「打倒鄧小平，打倒胡耀邦！」「寧要四人幫，不要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胡、鄧、趙、李、陳（這是中共法定的排名次序）五位常委開會討論如何對待這次學生運動。

鄧小平起先滿面笑容的說：「我看學生鬧事是好事，說明了我們這幾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非常必要，非常及時。」胡耀邦笑嘻嘻的說：「充其量不過是學生們遊行示威喊口號嘛，沒有什麼了不起。」鄧小平沉不住氣了。他指着耀邦說：「人家說我是西太后，你是光緒。這種語言是侮辱性的，是敵對分子的挑撥。」耀邦說：「對於流傳在社會上的各種無稽之談，我們大可不必太認真。關鍵是我們要把自身搞正確。」鄧小平說：「不採取斷然措施不行，對鬧事的首惡分子要抓，要處理！」李先念接着說：「我們憲法上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我們不能因爲學生上街就給人定罪，定罪得有法律依據呀！」陳雲說：「有必要根據國內一些地域內的情況由地方人大制定必要的法規和制度。比如：憲法允許遊行示威，但對遊行示威要有必要的限制呀！」最後，鄧小平說：「陳雲同志的意見實際上提出了要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法律化的問題。...我建議由北京市人大就羣衆遊行、示威通過一個地方性法規，條文還是由書記處拿，以北京市人大的名義搞。」

在書記處討論學潮問題時，鄧力羣、胡喬木都是殺氣騰騰，他們主張「一定要對組織、策劃這起事件的後臺老闆或一小撮壞人實行專政。」習仲勳打斷胡喬木的話，作了一個水平遠遠高於鄧、陳和胡喬木的精彩的發言，他說：「不可這樣！我對大學生遊行的事情從心上不贊成，但他們的一部分要求的確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呼聲，我想提醒大家注意歷史的回顧：匈牙利的卡達爾爲何能贏得人民的擁護？原因是他總結了釀成事件的教訓，採取了疏導、教育的方法。卡達爾制約官僚主義，採用人民選舉的方法，讓那些得不到基本羣衆擁護的官僚主義者自動淘汰。我們從建國以來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不能否認封建的東西仍然遍佈於整個社會，影響着人們的思想、言行。因而中國社會問題中，法制問題十分突出。頒佈了那麼多法律，是否能真正執行？縣委書記、省委書記的一句話就可以代替國家的法律，更別提黨和國家領導人了。這種現象很不正常。因此，國家若要長治久安，必須依靠民主的發展和法制的完善。這次，我認爲學潮是有積極意義的。我們所要教育的，是應該讓他們懂得，民主並不是空洞的東西，民主是一個過程，一是需要整體文化素質的提高，二是必須有極豐富的物質基礎作保障。」

一個領導人面臨的最大考驗，是當民衆起來反對你的時候，你採取什麼態度。在1985年9月那次學生運動中，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勳、萬里、李先念都是經得起考驗的合格的領導人，而鄧小平、胡喬木、鄧力羣卻是原形畢露，殺氣騰騰。當時如果沒有胡、趙、李、習、萬的制約，類似「六四」的慘劇恐怕早已提前演出了。

4、和胡耀邦一起，要求鄧小平退下來

鄧小平同胡耀邦之間的主要分歧在於，是否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是否實行民主和法治；可是，導致鄧小平廢黜胡耀邦的直接原因則是，胡耀邦希望鄧小平退出一線領導崗位。本來，這是胡、趙、萬、習的共同意見；但是，在最後關頭，支持胡耀邦最堅決的是習仲勳。

1986年5月24日，胡耀邦在和四川省一些老幹部談話時，提出了實現領導班子年輕化的大膽倡議。他說：「明年，也就是1987年，我們黨將要如期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會議，我們必須下決心解決領導班子年輕化的問題。黨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將有三分之一的老同志退休，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名新同志將被選入新的中央委員會，這些同志中將有80%到90%是五十歲上下。另外，我們應該讓一些年齡在35歲到40歲的更年輕的同志進入中央委員會。...現在，我快70歲了，也到退休的年齡了，那些已超過80歲的老同志，更應該往下退了。有沒有全局觀念，就應該在這個問題上體現出來了。」這個講話傳到各級黨組織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胡喬木認爲他再一次倒胡樹鄧的時機已到，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他說：「我們黨內像小平同志這樣經驗豐富、資格很老的革命家不多了。我們這些比他小十多歲的人，充其量只能稱之爲黨的領導人，而小平可以說是我們黨的第二代領袖。我不反對民主政治，但民主要有一個漸進的過程。我認爲在我們國家政治制度面臨轉折關頭，需要一個德高望重的政治領袖繼續領導我們完成這個轉變。這也是我堅決要求小平能在十三大繼續留在黨中央的立場。」

王震、楊尚昆、彭真、廖承志在發言中支持胡喬木的意見。

接着，胡耀邦發表了一篇坦蕩、明快、無私、無畏的意見。他說：「我們在討論明年黨的十三大指導方針時，一定要順從潮流，順從民心。在本世紀初中國結束封建專制以後，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世界各國流行的理論和思潮都在中國提倡和實踐過。中國人民最後選擇了民主和科學作爲最高社會價值和目標。這是在長期專制和落後壓抑困擾下的中國人民的最後選擇。四十年建設，十年動亂，又加上了一條法制。這些已成爲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識。這和我們始終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原則是完全一致的。黨中央領導要不要年輕化，已不再是口頭上討論的問題，而是必須馬上着手實行了。如果說過去我在這個問題上表現的含糊，不太明確，容易使大家產生誤會的話，那麼今天我就十分具體和坦白的講，我贊成小平同志帶頭退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帶頭。只要小平同志退，別的老同志的工作好做。我的總書記任期滿了，也下來，充分給年輕同志讓路。」

耀邦發言以後，鄧小平紋絲不動。聶榮臻說：「小平同志都要退下來，我還留在中央幹什麼？我也要求退下來。我們這些老同志應該在我國完善政治民主、法制的各項制度和程序中再立新功。如果我們能推動這些成果早日實現，那實在是非常激動人心的事情。」

習仲勳發表了一篇充滿現代民主意識、毫無黨腔黨調的精闢見解的意見。他說：「法治是現代政府管理社會的最好方式，也是我們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選擇。實際上，今天這個會就是在昨天和明天之間選擇。我們面前擺着兩條路，一是恢復和繼續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偉大領袖發號施令，用計劃經濟甚至專營的辦法去解決經濟領域層層盤剝的問題，靠學習領導人講話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決以權謀私、腐敗墮落的問題，用加強紀律去解決思想、理論、文化界的是非問題，如果還是這樣，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歲也解決不了我們的體制轉變。」

講到這裏，王震激動地說：「你們實際上提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