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被大海所包围的厦门都是一个适合修身养性而不是犯罪的好去处，厦门人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懂得享受胸无大志的生活，在这座城市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走私与腐败难免令人诧异。其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或许还需要探讨，但就在人们的目光注视着这里的审判进程的时候，厦门的一北一南也同时爆出新的丑闻。福州海关下属的福清海关女关长郑平及其下属多人被捕，这个处级小关同样以转关不报等方式为走私者大开国门，涉嫌受贿数百万元和护似走私的郑平居然还养了“二公”。在南边的广东汕头，9月12日中秋月圆之夜，中央调查组突袭当地的出口逃税大案。广东汕头一带利用假出口欺诈国家出口退税的活动久已有之，据中央电视台透露，今年以来由于走私查处严厉，出口骗税的规模又见抬头，今年上半年仅被查获的案件和案值就比去年同期暴涨三倍，而且有迹象表明骗退税活动同样正逐步向规模化、集团化、分工化的“一条龙”作业模式发展：有负责出货的，有专门勾结海关官员出具出口离岸证明的，有提供空白发票、空白装箱单、空白外销合同并负责核销外汇和退税的，有负责从国外打汇的，也有人负责虚开增值税发票和缴税证明书。6月，国家海关总署在杭州召开全国反走私和海关工作会议，对华东地区13个直属海关关长进行了大调整，这是中国海关继4月对广东省内直属海关领导进行大规模调整后的又一大范围改组。在这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海关整顿中，上海、杭州、宁波、合肥、苏州等直属海关关长被海关总署派出的官员所取代，一些“重灾区”的海关也派驻了督察特派员。

毋庸讳言，自1998年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被查处以来，中国的海关连续遭受重大打击。打开任何一家官方新闻网站，都能在最近半年找到长长排列的新闻标题：3月30日，原舟山海关关长陈立钧护私放私，造成国家关税损失2000余万元，并在短短一年时间受贿80余万元，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7月18日，原杭州海关关长耿永祥受贿320多万被一审判处死缓；8月16日，深圳海关原关长赵玉存与家人大肆受贿917万多元被查处；8月31日，原三亚海关关长黄贵兴与情妇因受贿受审；9月4日，武汉海关货管处原副处长王绩成受贿被判刑……可以肯定的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还会有一些地方海关的重要官员原形毕露。

如果说湛江走私案是一根火柴，照亮了层层包裹的黑幕，厦门远华走私案就像一根导火索。或狼狈为奸或监守自盗的腐败官员们，大多数与厦门和湛江走私案并没有直接关系，其中的一部分是由远华案牵出原公安部主管打击走私的副部长李纪周，由李纪周牵出国家海关总署一位同样主管反走私的副署长，再由这位高官顺藤摸瓜牵出来的，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从厦门到北京，再从北京到浙江、福建、广东、江苏……

高危行业里的异类

厦门走私案给人最大的震动不是数额，而是这么多官员、这么多外贸企业被卷入其中，在整个厦门、在整个海关系统，像揭伤疤一样一掀就是一大片、一长串。事实上，作为公务员，海关官员们都经历了严格的挑选。司机出生的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对外经贸大学海关系81届工农兵大学生，30多岁就被提拔为副局级的副关长，年富力强，精明强干，在众人眼里仕途光明——再升半级就是副署长了。杨被“双规”后，有主管领导几乎不能相信，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这么快烂掉了，而且烂得如此厉害。

还有那些在海关干了一辈子、平素忠厚老实的老关员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采访中，来自律师和家属的解释经常是：“别人的腐败和腐败的环境直接导致了他的腐败。”这是真的。常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有些涉案的海关官员收到过两个信封，一个信封装满人民币，另一个信封装的是子弹。两年前，就有一位缉私科长的尸体在厦门市中心的香江花园被发现，而且至今没有破案。他的处长后来有一次查获了两艘远华走私油轮，还没处理，远华的人就带着一个关长来了，气势汹汹地命令他放行，一个打手扔给他一个装有三十万元的袋子，然后扬长而去。这位处长在“两规”时说，看着这些五大三粗的打手，心里一阵发麻，不敢不放行，也不敢向组织上汇报。

还有软刀子。据监察部副部长陈昌智介绍，远华“有十来种手段”，除了送金钱和出国考察外，还送有关人员的子女到国外读书，并向有关人员“送美人、送住房、送汽车”，或者送内地赴香港不限定回程日期的单程证。北京天达律师所知名律师顾永忠告诉本刊记者，他的一位当事人原来是厦门海关的副关长，对赖昌星一直“绷了一根弦”，赖昌星几次送礼都被拒绝，直到赖昌星获知这位副关长喜欢读书，送去了一套书，副关长“为难之下”终于不得不接，心想一套书也值不了多少钱，孰料这套书居然价值7万元。

“在厦门，很多人对我说，海关官员已经成了高危职业。”这让见多识广的顾永忠始料不及。“这个职业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着考验，短期内几件事可以经受得住，长时间能把握好一个适当的度就非常困难。很多时候，大家都收礼而你不收，你突然发现自己被警惕，被熟悉的同事在脊梁后面指指点点，给你脸色看小鞋穿。”顾永忠说，“在现实中，大家都这么做而你不这么做很难生存，大多数人都恐惧这样的孤立。当你自觉成了异类的时候，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跟着淌混水也就不远了。”

5年前，顾永忠是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的辩护律师。与现在的成克杰、远华案比起来，当年轰动一时的胡建学案就像小儿科。“5年前胡建学受贿61万多就差点判了死刑，而且这60来万包括了100起受贿，有一笔只是收了一个400多块钱的茶几。现在的数额大得惊人。”顾永忠话锋一转，“更大的区别在于，腐败不再仅仅是发生在几个人身上，也不仅在一个班子，而是一个系统的腐败。腐败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各个部门里面，甚至在一些重要行业和部门，腐败成了齿轮飞转的润滑剂，这是最要命的。”

“厦门走私案是一种正常产物”

9月29日，外经贸部与海关总署宣布，从10月1日起，将在全国海关实行进出口许可证联网核查，经过13个海关为期1年试运行，目前外经贸部已实现了全国62个许可证签证机构的计算机联网管理和许可证电子数据的网上核查，并与海关总署及各口岸海关的计算机联网，可对配额许可证的发放、使用情况进行实时核查，实时监控，以防范打击不法分子伪造许可证走私、套汇。

在此之前，7月4日《海关法》修正案在全国人大进入三审，着重增加了加强税收监管制度的条文。9月20日，国务委员吴仪宣布，海关通关作业改革即将全面推广。4月份开始的中国海关“纠风整纪专项治理”活动也于9月27日出台了第一项制度《关于严禁海关单位及工作人员接受和赠送“红包”的暂行规定》，这次整治已经是1998年7月决定全面打击走私以来进行的第5次大规模教育整顿工作了。《规定》要求海关各单位和工作人员采取拒收、事后退回和上交组织等方式拒绝“红包”。并规定，一个月内不把所接受“红包”上交的，一经查实，责成其如数上交，将视数额及情节给予党、政纪处分。《规定》明确，一旦发现收受“红包”，按照“红包”的累计数计算违纪金额予以严肃查处，同时实行严格的领导责任追究制度。

“这一系列措施的出台不可谓不及时，相信对遏止海关腐败会起到作用。”对外经贸大学海关系副教授何晓兵说，比如新的通关作业程序和计算机联网管理，审单员处理的文件能够雁过留痕，对有违规前科的贸易公司和重点货物，由计算机自动加大抽检比例，验货的监管官员也随机指定，另外干部交流也将日益频繁。“但是，我以为这些措施只是增加了违法成本，对于像赖昌星这样讲究高投入高产出的走私集团来说依然无济于事，按他们的话说，不过是多喂几只狼。”何晓兵坦言。何晓兵参加了《海关法》的修订工作，他告诉记者，在人大审议修正案的时候，几乎90%的意见集中在海关腐败这个问题上，以至于后来专门增加了一章执法监督的内容。“但同样我不认为这样原则性的简单条文能有多大作用。”毕业后在天津海关干过7年的何晓兵说，海关总署早就有八条廉政规定，去年又下达了100条之多的内部纪律。“对哪些岗位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100条内部纪律已经规定得非常详尽、非常专业，也严格得多了。”何晓兵说，“但海关出事不是因为没有规定，而是明摆着有规定却不遵守，因为没有人监督它的执行。”

在上课的时候，何晓兵经常问他的学生，为什么尽管这么多人骂海关，却很多有人告海关？“因为海关有它特殊的地方。一个法官是否腐败，会受到双方当事人的监督，而海关处理的利益关系是国家和某个个体之间的，同时海关又代表国家行使权力，他与个体一方合谋侵害国家的利益就得不到监督。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厦门走私案是一个正常的产物。”

从个人腐败到组织腐败再到制度腐败

“那些无法无天、任意妄为的腐败分子固然可恨，但他们这种权力究竟是谁给他们的？我想并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指定了干部和企业家，然后把国有资产以及掌握权全都交给他们的时候，同时也告诉他们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和监督。于是他们拥有了如此重大的权力，却没有任何人、任何权力、任何机构能够监督和制约了他们。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没有了这个权力。是我们给了他们这个权力，是我们让出了这个权力，最终又让我们丧失了这个权力。”这是作家张平在小说《抉择》里借主人公李高成之口说出的话。

何晓兵与张平说的对。我们过去总认为腐败癌症纯粹是那些一小撮个人的问题，把他们的腐败史作为道德寓言赋予教育意义。但现实和理想之间，明明白白地有着很大的落差。当腐败也隐然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的时候，当胡长清、成克杰一个个倒下的时候，我们还能再一相情愿地把腐败的根子插在具体的人身上吗？不管这些人坐在主席台还是坐在听众席。

“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现在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真理，但这句话换个老百姓的说法就有些刺耳了：“有些位置换谁去也得出事，就看你运气了。”但在厦门，它至少代表了部分真理：相对于制度而言，觉悟往往是靠不住的。就如贾宝玉说的，“你袭人姐姐是靠不住的”，后来袭人嫁给了蒋玉涵，屡次想自杀殉节却下不了决心。至少，袭人姐姐的“不得已”三字不是每个人都能过的关。

广东省全国人大代表李瑞源在谈到湛江走私时说，“有些部门的腐败值得注意，组织腐败不反对，就会演化为制度腐败。”现在，腐败的步伐已经超过了我们制度建设的步伐，政府正在下定决心整治腐败，贪官杀的越多，证明政府的决心越大，但又何尝不意味着体制上的弊端和漏洞越大？从胡长清到成克杰再到厦门远华，这些腐败有一个共同之处——都不是因为国家法律监督、党内纪律监督而暴露，却是因为某个偶然的意外疏忽而被发现的。等发现出来的时候，腐败的官员已经到了罪大恶极、犯罪金额惊人的地步，这个时候，想治病救人都难。在偶然性的案发和弥散性的腐败反差之间，我们如何防止一个赖昌星、一个杨前线倒下了，再出现另一个赖昌星、杨前线——甚至像我们过去所看到的那样越来越多？

在采访中，律师王光明讲的一个细节一直萦绕在记者心头。去年9月，王光明与一位局长曾经到当时主管政法的厦门市委副书记张宗绪办公室谈事情，张宗绪接了一个电话之后当着两个人的面突然失态，喃喃自语道：“反走私反走私，我都成嫌疑犯了，我怎么不知道谁在走私，怎么从来没有人给我讲？”出来之后，王光明说：“厦门懂事小孩都知道阿赖（赖昌星）做的是什么生意，他一个打击走私领导小组组长怎么就不知道？”

是呀，懂事小孩都知道的犯罪，为什么让它犯了那么久？(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