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著說可能比較自在一點。都是機緣。本以爲自己是無神論者，現在越來越懷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無神論者。對宗教，我有特別的情懷，真不明白（共產黨的）革命爲甚麼一直要將它掃蕩。
佛堂淨地能讓人清靜，是個好去處。但上個世紀以來，革命鬧得人心惶惶，我對革命和暴力有強烈骶觸，而宗教恰恰也反對暴力。不管持何種宗教信仰，和平與平和是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必要條件，而宗教恰恰也在維護和創造這樣的條件，不管是在教堂裏或寺廟裏，都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當年，我沿長江走了八省，名山都跑遍了，前後跑了三次，爲的就是要尋找這樣一個紛繁人世之外的世界去談佛；我也到過道家的地方，談身外之事。
那是文革結束之後不久，我第一次到四川，在山中一個很古老的寺廟裏，碰到一位老禪師。在廟裏，我看到白鶴的雕塑，馬上有一種和平的感覺。我與老禪師談到近黃昏，當時很想住下來，但他們總提防我，政府也反對從事宗教活動。當時，我就呼籲過恢復寺廟活動。
在雁蕩山一個叫「洞天」的道觀，我遇到一個老道士，與他住了一宿，得了啓悟。回北京後，我找了宗教局。他們告訴我，當時大陸道教徒不到一千人；我說，熊貓也有兩千只，還動用不少資源重點保護，可是道教僅剩下一千人了，當時最年輕的也該六十多歲了，懂得經文的，最少得有八十歲。
我要他們趕緊呼籲，保護這麼一個清淨之地。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對宗教應該是有一種傾心吧！那時起，我閱讀佛經，如金剛經等。我有個特殊版本借書證，因我當時是中國作協會員，可以去看存在北寧寺圖書館的稀有藏書。有些絕版書，不能借走，我就在那裏看，通常都從下午一直呆到圖書館關門。
人們老說道教對我的影響，實際上佛家對我影響很深，我對禪宗尤其傾心。佛教對我創作的影響可在《靈山》裏看到，我在書裏寫到天台山國光寺，那是隋代寺廟。黃昏之際，我闖進佛門，堅持要留下，但住持懷疑我留下要幹甚麼，看了我的作家證後，勉強允許，卻把我關在後院裏。清晨三點，鐘聲乍起，我醒過來，起床後很久才找到門；循著鐘聲，找到大殿，看到廟裏有好多房間。大殿裏，有將近一百個僧人，有的打鐘，有的敲木魚，一片和諧，天空奇藍，給人一種美感，當時就想寫戲，但沒寫。
後來我細讀禪宗，包括各種版本的研究，最後發現收藏在巴黎圖書館的敦煌版，寫了個叫《八月雪》的戲，準備在臺北上演，寫的是六祖慧能開悟到創立禪宗的過程及禪宗後來的轉變。
其實，我不想也不敢在這個佛堂裏宣講佛法，因資歷太淺。寫六祖慧能，也只是想寫一下，不可有其他妄念。六祖慧能啓發我：甚麼都可放下，你放下，也就放下了。
(高行健十二月九日上午在斯德哥爾摩市郊佛光山即興演講，王健民記錄，未經高行健審閱，摘於亞洲週刊第51期，2000年12月24日)
轉自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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