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讯】江泽民说现代社会媒体的影响非常大,但他不是因媒体影响大而叫政府及官员做好工作,接受媒体的检验与监督,而是叫媒体支持政府官员,尊重他们的崇高地位,保持稳定。他把新闻自由看作是给媒体的优惠,而不是媒体的权利和检验与监督政府及官员的必备条件。他把支持政府及官员视为媒体的「社会责任」,而不把媒体行使自由、监督政府及官员作为媒体的社会责任。

现代社会动态平衡

和这种媒体观相对应的,是一种精英主义和权威主义的社会观和管治观。领导与官员的权力来源、决策方式、怎样决定社会目标与意义,怎样组织施政,无需小民操心,小民全部信任便成,更不应质疑或挑剔,「没有稳定便没有一切」。这种精英主义和权威主义的社会,三千年不变,宁停滞,不淘汰。百五年前中国突然发现「欧美舰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几乎亡国。

相对于中国这种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一种「多元分化、互动互融」的动态平衡社会。西方就借此在过去一千年超越中国,东方已学了二百年,还在中途挣扎。

中国公开宣称各级官员贪污渎职不处理,可能亡党亡国,但反贪清政用尽方法难有寸进,随经济的增长,毒瘤也愈来愈大,四处扩散。有人要引媒体之力打击贪污,但不敢动。香港几经辛苦,总算控制住这个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打击与宣传,也不仅是高薪养廉,而是尊重个人,个人自主自生,多元互动,由个体按程序组织新的集体,把集体的公权力信托给官员,按期收回再给,政府只是中立服务角色,开放透明,接受大众和媒体的监督。

毁了香港悔之莫及

香港的自由、社会形态及运作方式,以及港人的生活方式,跟中国大陆对照之下,大量触及中国的老病。这些老病千百年不清,问题积压跟不上时代。现在香港管治的问题,部分来自中国人社会这些积压的老病,不实事求是处理,而求操作上权宜之计压一压,问题累积,下一次爆发时将更复杂严重。

过去二十年,香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不是千亿计的资金,而是经济、金融、法律、廉政等方面的文明理念与概念。中国开放改革二十年创出人类奇,现在已可以直接向西方学习很多技术,但下一阶段的深化开放改革,必然涉及华人再现代化的人文层面问题,就一定要回到香港、参照香港。江泽民观念上把香港转变到中国三十年不变的社会坐标和运行轨,如果真的毁了香港的「类现代」模式,届时悔之莫及。

香港媒体肯定有问题,但仍是在现代社会的常态之内,而且是学习过程中自然现象,要改必须是在现代社会的架构中与标准上改,而非转变到「前现代」权威主义与精英主义的架构与标准上。
转自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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