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９年８月底，中国报刊报导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消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总干渠始于湖北省的丹江口水库，止于北京的玉渊潭，干渠总长为１２４６公里，外加至天津的总干渠１４０公里，亦号称约１５００公里。一期工程将平均每年从丹江口水库调水１４６亿立方米，而最终送到北京的水量约每年十六亿立方米。
一、南水北调工程和三峡工程是孪生姐妹
早在五十年代初，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林一山向毛泽东汇报治理长江的设想时，毛泽东提出要毕千功于一役，在长江三峡建大坝，卡住长江洪水。同时谈道∶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也是可以的。毛泽东的这一句话，就成了南水北调工程的宏伟设想。在大跃进精神的指导下，五十年代末，两个工程的规划完成，只是因为经济发展受到挫折，都没有上马。
１９８４年，国务院批准了长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也同时摆到了议事日程上。三峡工程的第四个目标，就是南水北调。１９８８年李鹏说，$$%南水北调应以解决京津华北地区缺水为主$$%。在１９９２年４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长江三峡工程的时候，李鹏的桌子上已经放著长江水利委员会１９９１年底提交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规划报告。
二、决策在前，论证在后
在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南水北调工程就被列为跨世纪的四大工程之一，在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同样的论述，可见，到中共十四大，南水北调工程是尘埃已落、铁板钉钉的事。但是，直到１９９６年３月，南水北调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才完成，该年６月２７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审查委员会才审查通过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这又是一个工程决策在前，可行性论证在后的实例。
按理说，南水北调工程的政治意义、工程规模、投资的数额、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跟长江三峡工程不相上下，应该采取同样的审批程序，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批。但是，南水北调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和审批，却不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批，更不需要公民参与评论，全部是黑箱作业，这里不是工程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只是秉承领导意旨。
据报导，南水北调工程到今年年底才能完成总体规划，但是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早在年初，国家审计委员会就查出了水利部挪用南水北调工程的资金作股票期货买卖的违法事件。事实上，在总体规划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天津的南水北调单项工程都已经开始了。
三、为什么要南水北调？
中国位于亚洲的东南，东邻太平洋，气候受季风的影响，年降水量从从东南向西北减少，降水量的年际变化也从东南向西北增加。降雨量的年内分配不均匀，东部季风气候区夏季降水多，冬季少。这种地理气候条件是自然形成的。
就水资源总量来说，中国资源并不算少，河川平均年径流量有２．６万亿立方米，在世界上居第五位，按人口平均占有量计算，为１４００立方米，低于世界人均占有径流量水平，属于缺水区（国际上把低于人均一千立方米的地区列为缺水区），但高于荷兰（６００立方米）、比利时（８７０立方米）、匈牙利（５７０立方米）、以色列（３３０立方米）等３０多个国家与地区。
即使是南水北调的受水区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地区，年降雨量都在４００—８００毫米以上，相当于德国的波恩地区，所不同的是，波恩地区降水年分布比较均匀，而中国这些地区的降水集中在夏季。特别是这个地区的森林被破坏后，降水更趋集中，降雨后地表径流量大，被植被截流的雨水少，补充地下水量也少；而干旱季节，自然降水少，容易出现旱情。以往忽视绿色水库（保护森林植被）的建设，多以工程手段来蓄水。就以北京为例，当初为什么选定北京作首都，就是因为北京位于燕山山麓，永定河的冲积平原上，水源丰富。但是由于北京无节制的经济和人口发展，工业和基础设施的高密度的聚集，水已经成为北京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尽管北京地区的水资源开发程度为全国之最，但一些专家认为，只有迁都才能解决北京的水荒问题；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只有南水北调才能救北京。
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是在五十年代初提出的，当时的人口还不到现在的一半，人口平均水资源占有量是现在的一倍多，可见当时要上南水北调工程，并不是因为人均水资源少，而是受意识形态的指导，忽视自然规律，认为人类一定能征服自然，同时也体现了在资源分配河使用上的均贫富的思想。
华北地区是半干旱地区，本不适宜发展需水量大的农作物。但是五十年来，偏偏在水资源不丰富的华北地区发展水田，种植水稻，大大增加了农业需水量。天津在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７年水稻平均播种面积只有１５万亩，１９７８年升到５７万亩，１９８０年上升到９６万亩；北京的水稻种植面积也从五十年代的平均只有１６万亩增加到七十年代的７２万亩。京津地区的每亩水稻需水约８００立方米，而旱地每亩用水量一般只为３００立方米，二者相差一倍多。京津地区仅由于水稻种植面积的增加，每年农业需水量增加７亿立方米，相当于通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每年调往京津地区的３２亿立方米的２２％。中国工业的用水量（每单位工业产出的增值中所含的用水量）远远超过世界先进国家的工业用水量。北京天津市居民的人均生活用水量也超过德国的水平。京津地区，华北地区缺水是事实，但是缺水的主要原因是水资源利用的不合理，以及对水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如果不是从主要原因入手解决问题，而是一谈到缺水问题，就指望从技术工程上得到解决，从大江大河跨区域长距离调水，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四、南方是否有多余的水可调？
这次公布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每年要从汉江上游的丹江口水库调出１４６亿立方米的水。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在武汉市汇入长江。汉江在丹江口水库处的平均年流量为３８１亿立方米，调水量占平均年流量的３８％。汉江作为一个自然河流生态系统，是无法承受平均流量减少３８％的冲击的。况且这里所提的３８１亿立方米只是一个算术平均值，在自然条件下，汉江并不是以每年都有３８１亿的流量。在最枯年份，丹江口水库处的年流量，与向北方的调水量相当，就是说百分之百的水量都要调到外区域去。在这种情况下，汉江河流生态系统必然面临死亡。
五、向三峡水库要水
这次公布中线工程的平均每年的调水量为１４６亿立方米，而为工程建设的总干渠的年调水能力却为４００亿立方米。水利部明知汉江无法保障华北和京津的供水量，但是只要工程上马，数千亿投资下去，总干渠建成，北京和天津依赖于来自南方的水，到那时汉江不能保证供水，就必须从长江三峡水库向北京和天津供水，最终实现五十年代初的宏伟设想。根据预测，到２０３０年，长江也会成为缺水区，这个预测结果，国家水利部是知道的，中央政府也是清楚的。
那么为什么不能现在就直接从三峡水库向华北供水呢？从工程条件上来说，利用中线向北京调水的最大优点是，南部地势高，北京地势低，可以利用自流把南方的水调到北方。为了调水，丹江口水库的正常蓄水位要加高到海拔１７０米，而北京的海拔高度在５０米，两地高差１２０米，总干渠长１２４６公里，平均的坡度为万分之一（即１０米\１００公里）。水就是利用这个坡度从丹江口流到北京。而现在建设的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只有１７５米，要让水从三峡水库通过隧道自流到丹江口水库，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必须在海拔１９５米以上，即比正常蓄水位再提高２０米，这样会使三峡工程的移民人数大量增加。在目前的情况下，将这个问题摊开来，无疑会断送了三峡工程。所以暂时先利用丹江口水库供水，等三峡工程结束后，再谈从三峡水库取水，再来提加高三峡工程的大坝，再迫使更多的居民迁移，到那时就容易许多。
这里请读者注意的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始终点间的平均的水力坡度。三峡工程在计算水库淹没和移民人数时，认为长度为６６０公里的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为零。但是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不可能为零，因为水要从库尾的重庆流经６６０公里到达大坝三斗坪。如果三斗坪的正常蓄水位是海拔１７５米，那重庆的水位还是海拔１７５米吗？读者不难看出，三峡工程在计算淹没范围和移民人数时的误差有多么大。
六、国际上大规模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实例
巴基斯坦、美国、前苏联、澳大利亚、西班牙、德国、以色列等国都修建过一些跨流域的调水工程，但其规模和距离与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无法相比。巴基斯旦的西水东调工程调水量较大，为１４８亿立方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北水南调输水线路９００公里，其他工程则规模较小，年调水量一般不超过５０亿立方米，工程投资费为几亿美元。由此来看，各国对大型调水工程的实施都十分谨慎，因为人们对调水工程将会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认识还是十分肤浅的，对已经产生的问题，也无有效的对策。８０年代之后许多国家放弃了这样的计划。
１９６４年提出的北美调水工程，计划从加拿大的七条大河和阿拉斯加的三条大河中取水，每年调水１３６０亿至３０８０亿立方米的水到加拿大的中部、美国的西南部和墨西哥的北部，调水量的分配为∶美国获６０％，加拿大２０％，墨西哥１９％。要完成这个计划，需要建造２４０个新水库，１１２个灌溉站，１７条通航运河，其中最大水库的蓄水量为３５０００亿立方米。这个调水工程，要经过美国西部的强烈地震带，一些水库将要建造在活动断裂带附近。如今，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计划将来还会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