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才能讨得公道

　　祸从天降

　　1997年4月10日凌晨两点，在这个极平常的深夜，18岁的席友军却因飞来的横祸，毁了一生。虽然他如今再也不能用语言向人们哭诉那晚受到的伤害和三年多来的痛苦，但他那尚存活的部分大脑细胞，还是记录下这一切：

　　1997年4月10日凌晨，位于乌鲁木齐火车北站地区的某物资中专校园内，7名94级成人财会班的学生乘着夜色，冲开96级成人财会班一间宿舍的房门，手持木棍、铁棒殴打与他们有些纠纷的学生。一名叫肖凯文的94级学生，抡起铁棒砸向坐在靠门边床上的席友军头部。

　　肖凯文等人前来寻衅是为了一名女同学而争风吃醋来教训该宿舍一学生的。但此事与席友军及同宿舍的其他学生毫无关系。

　　据同宿舍的学生向公安部门的证词材料：他们见席友军昏倒在地后，就立即报告学校领导。校长崔某与校党委书记周某，闻讯后迅速赶到现场。因席友军的伤势很重，同学们要求校领导尽快将席送医院抢救，校领导却让同学们自己想办法。

　　无奈之下，几个伤势较轻的同学，只好搀扶着已言语不清、站立不稳的席友军到马路边拦车。由于校址偏僻，后半夜拦不上出租车，偶尔驰过的车辆见是送伤员也没停下。天冷风大，为怕席友军伤口受风，同学们只得把他扶回宿舍。见席情况越来越不好，无助的学生再次向校领导求援。一名领导回答：“现在我们也没办法，等一夜看看，明早再去医院。”

　　为怕席友军出现意外，同学们一直守在他的床边。熬到早晨八时左右，席友军已是全身抽搐，肌体僵硬。同学们再次向校领导报告。校长崔某不肯来，书记周某虽答应了，却也迟迟未到。同学们请求在场的一位姓陈的女教师，能否先向学校借些钱。陈老师急急忙忙地跑了一趟后告诉学生：“周书记说没钱，出纳也不在。”七八个同学只得自己东拼西凑了一千二百多元钱。一位姓谢的老师闻讯赶来，见席伤情严重，立即催促大家不能再耽误了。

　　在谢老师的帮助下，席友军被送到最近的乌鲁木齐铁路中心医院。医生见状就责问：“昨晚受的伤，为什么现在才送来？”老师和同学们恳求医生，无论如何得救活席友军。铁路医院立即组织最好的医生进行手术，取出了被打碎的头骨，清除了脑内的淤血，切开了喉管……经过六七个小时的抢救，席友军仍未脱离危险。

　　一名同学主动给远在250公里外的席家打了电话，席友军父母火速赶到铁路医院。负责抢救的脑外科主任医生，告诉席的父母和当时也在场的崔校长：“席友军仍处于昏迷之中，随时可能死亡。因为颅内出血压迫脑神经过久，致大脑损伤。即使救活了，也可能成为植物人或终身残疾。”

　　几多

　　思索

　　抓不到行凶人肖凯文，此案就永远如此搁浅了吗？

　　席德树夫妇认为，在整个事件发生以来，物资学校、北站派出所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否则，席友军不会到如今这种伤残程度。

　　第一，虽然当事人都是年满18岁的有民事能力的成年人，但物资学校是住宿制，学校有管理不严、不善的责任。

　　第二，事发后，学校理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校领导不但不迅速报案，反而阻拦学生报案。

　　第三，席友军被打受重伤后，学校竟然以种种借口，没立即将席送医院抢救，耽误了抢救时间，导致席的大脑淤血长时间压迫脑神经，以致造成右肢体偏瘫、右眼失明等许多严重后果。根据铁路医院医生的介绍，如果当时能立即送来抢救，排除掉脑内淤血，席友军伤害后果不至于如此严重。

　　第四，北站派出所在学生报案，并已基本确定肖凯文就是造成席友军重伤的直接行凶者后，就应该迅速采取相应强制措施，根本不应该在无正规手续、非正常途径的情况下，违法使犯罪嫌疑人在其母亲“担保”后带走。

　　第五，肖凯文母亲担保过完节后即送儿子回派出所，但却使其逃跑，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

　　据悉，在上访3年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席德树夫妇已借钱请了律师，准备起诉物资学校及北站派出所。他们认为，在整个事件的一些主要环节上，学校和派出所方面“不是不能为，而是不为”。

　　本报将对此案的进展予以关注，并作出后续报道。

　　报案前后

　　据多名学生证明，席友军重伤当时，同学们就要求校领导报案。但一名校领导以由学校自己处理为由，不准学生报案。

　　4月10日上午，赵炜等3名同学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北站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指导员以报案材料不全为由，让同学们回去重写。可等同学们按要求重新写好材料欲送派出所时，崔校长等人称，他们已经报过案了，并要走了赵炜等人写好的材料。焦急的同学们一直等到下午，也没见派出所来人，就去向校长要材料自己再去派出所报案，却被校长轰了出来。学生们另拿了一份材料第二次到派出所报案时，指导员告诉学生，学校根本就没报过案。

　　拿到病危通知书的席友军父母，见北站派出所迟迟没来人调查，就于4月14日上午亲自去派出所催问，派出所指导员答应当日下午到学校调查，但到晚上仍没见警察去学校。

　　4月15日，对北站派出所失去信任的席友军父母，只得到北站派出所的上级部门乌市新市区公安分局报案。在分局的催促下，北站派出所才开始查案。

　　几天后，席友军父母再到派出所查问，派出所领导却说：“弄不清楚到底是谁打伤了席友军，此事不好处理。”见派出所如此搪塞推诿，愤怒的父母表示，要将席友军抬到派出所来。此时，负责办理此案的指导员才说：“人的确是肖凯文打的，但肖凯文已经被他母亲领走了。”

　　后来得知，肖凯文是4月18日被其在兵团公安局工作的母亲用一张《担保书》领走的。条子上写着“因过节(记者注：新疆各单位都过穆斯林的古尔邦节)我把儿子肖凯文领回家，星期天(记者注：即4月20日)上午送回所里。”这份写在新市区公安分局询问笔录用笺的《担保书》上，没有公安部门的签批文字。当然，在整个案卷中，也查不到有权批准取保候审的新市区公安分局正规的同意取保的手续。

　　1997年4月18日，新市区公安分局的法医很快作出了鉴定结论：席友军的伤情为重伤。但肖母写在白纸上的“担保”，已成为“空头支票”，打人致残的主凶肖凯文被领回家后，至今不知去向。

　　苦盼公道

　　经过铁路医院的精心抢救和医治，1997年5月，昏迷了一个月的席友军奇迹般地苏醒了。7月19日，住院99天的席友军在耗费掉七万多元医疗费后(其中有31000元，是学校以扣发参与打人的几名94级学生的《毕业证》，每人交几千元凑的钱)，带着严重颅脑损伤、右侧肢体偏瘫、右眼视神经萎缩伴失明等多种后遗症状，痛苦地回到奎屯市家中。

　　席友军的父亲席德树所在单位效益不好，他每月只有四百多元工资。过去靠在夏天摆个卖凉面小摊的母亲张月华，3年来，为照料大小便失禁、无法独自行走的儿子，也只好放弃了原本可以贴补些家用的小生意。

　　1997年7月出院时，医院叮嘱半年后去做颅骨缺损修补手术。由于没钱，此手术至今未能实施。住院费及两年来的就医买药开支，使原本就很贫困的家庭，更是跌入苦难的深渊。

　　为了给儿子讨回公道，让行凶者早日受到惩办，也为了能得到无故受伤害的赔偿，3年来，席德树夫妇一次又一次地跑到250公里外的乌鲁木齐上访。

　　找学校，学校说：“肖凯文早就让派出所抓走了，找我们没用。”

　　找派出所，派出所告知：“肖凯文母亲把他领走了，我们抓不到人，没办法结案。况且，案子已移交给分局了。”

　　找物资学校的上级机关，上级机关说：“这是刑事案件，此事应由市公安局管。”

　　找新市区公安分局，分局说：“肖的父母不配合，不提供肖的隐藏地点。我们虽已尽力捉拿凶手，但人没抓住，事情就不好处理。”

　　找肖的父母，他们说：“谁说我们儿子打人了，你不是告到上面去了吗？他人跑了，找我们要医疗费，没有！”

　　……

　　张月华为儿子的不幸流干了眼泪。一次，她从乌鲁木齐上访回去时，身上的钱只够买张离家还有100公里的石河子市的火车票。列车员查票时，要赶她下车。她哭着将有关上访材料给列车员看。那个富有同情心的列车员自己出钱为她补足了到奎屯的车票。一天中午，为等着见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没钱的她就买了一个干饼子充饥。市局一个老门卫见她可怜，就倒了一杯开水给她喝。接过开水后，张月华失声痛哭……

　　席德树夫妇的不停上访，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时任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张文岳、兵团主管政法的副司令康克俭都曾作出批示，兵团信访局也曾作过专项调查。但因此案属于公诉的刑事案件，且主犯未归案，而不能移交检察院起诉。而伤残补偿也只能在提交审判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才能解决。又因此案属市公安局管辖，兵团有关方面觉得无能为力。

　　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张海副局长曾严厉地批示，令新市区公安分局从速破案，新市区公安分局也曾多次设法缉拿凶手归案。但由于种种原因，凶犯至今未能归案，席德树夫妇仍在凄惨地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