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因爲腐敗分子的心態變了，不僅變得不怕亡黨，不怕亡國，不怕亡社會主義，而且還希望共產黨早變、快變。任何警告，對他們來說都是紙上談兵，都無濟於事。

「亡黨亡國」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國家政權性質的改變，意味着本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權變成代表一小撮人利益的政權。

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所一位名叫羅伊·梅德傑夫的學者作了大量的社會調查後寫了以下這樣的一段話：「無論在政權機關中，還是在俄羅斯的大亨中，目前佔大多數的是那些80年代與黨政機關、經濟機關有密切關係的人。」俄羅斯的新聞媒體也直言不諱地講，俄國的暴發戶中，61%的人是靠將國有企業化爲私有。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業老闆，是過去社會主義企業的領導人。工廠被以很低的價格賣給了廠長，而「銀行家」們的大多數銀行都是靠政府資金建立起來的。俄羅斯科學院這位學者的調查結果說明了什麼？

它說明了堡壘最容易在內部被攻破。前蘇聯的解體、前蘇共衰落的真正原因在哪兒？我想，主要還是在蘇聯共產黨黨內，就在那個幾十年的僵化體制下形成的，而且是腐敗了的特權階層身上。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黨內的真正敵對勢力是來自於那個看不見、摸不着的特權階層之中。正是這個腐敗了的特權階層的形成加速了這個龐大的社會主義帝國的解體。

亡黨、亡國、亡社會主義的這一警告，對一般黨員、幹部也許還是很「管用」的，但是對已經腐敗了的特權階層來說，卻是一點作用都不起的。因爲對腐敗了的特權階層來說，他們需要亡黨、亡國、亡社會主義，惟有這樣，才能從「制度」上保證特權階層的利益，才更能使他們「名正言順」地侵吞社會的財富。前蘇聯解體的最大贏家是誰？不是俄羅斯人民，正是前蘇聯的那些權貴們，他們不僅從政權的解體中保持了特權階層們的利益，而且還從體制轉換的混亂中獲得了更大的利益，人民越來越窮，而特權階層們卻是越來越富。

我們應該慶幸的是，在當今的中國，「腐敗了的特權階層」還只是在形成過程中，因此我們要趁這個敵對勢力還沒有足夠形成「氣候」之前，進行堅決地、毫不留情地鬥爭。

那麼，中國的情況又如何呢？何清漣女士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中有以下三段文字：

「據調查，佔中國人口總數10%的貧困人口只佔有存款總額的3%，且有下降趨勢；而10%的最高收入者卻佔有存款總額的40%，且有上升趨勢。行內資深人士預測，這種差距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擴大。」

「進入90年代以後，中國出現了幾大投機行業，使得一部分人可以依靠權力和資本的投入，進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在這幾次資本原始積累的高潮中，中國湧現了一大批百萬、千萬乃至億萬富翁。這些人由於財產來源大多處於一種可疑的『灰色』狀態，故此對其財產的處置方式多處於隱匿狀態。而在這些人積累着鉅額財富的同時，作爲我國國民主要就業渠道的國有企業，卻陷入了日甚一日的虧損之中。」

「在一項調查中，當問到『您認爲在目前社會上的一些富人中，有多少是通過正當手段致富的』時，回答『不太多』的佔48.5%，回答『幾乎沒有』的佔10.7%，僅有5.3%的人回答『很多』。由此可見，多數人對分配不公的抱怨主要是對致富方式的不滿，而不是對貧富分層的不滿。」

何清漣女士的這三段文字告訴我們什麼？

第一，位居收入金字塔頂端的佔總人口10%的高收入者，擁有總存款額的40%左右，這兩個數字足可以說明在我們社會中已經形成了一個「先富裕起來的羣體」。

第二，雖然我們不能將這個「先富裕起來的羣體」都稱爲「新的既得利益者」，但是，這個羣體中大多數人(或相當一部分人)的財富來源「處於一種可疑的『灰色狀態』」之中(所謂「灰色狀態」，何女士並沒有明確指出，但是，依我的理解，它是指採用不正當手段——如將權力作爲資本進行權錢交易、偷稅漏稅、行賄受賄、走私販私等等——而獲得的)。

第三，俗話說得好：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個在相當程度上是通過「權力壟斷」獲得鉅額利潤而暴富起來的羣體，一方面加劇了社會貧富的兩極分化的速度，因而成爲一個新的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另一方面，這個「暴富起來的羣體」在嚐到了鉅額利潤的甜頭之後，一定會通過已經獲得的權力去捍衛、擴大它的「既得利益」，必然會用更加不擇手段的方式去腐蝕本來已經很脆弱的權力系統，擴大他們的權力腐敗網。有關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從當前揭發出來的大量的「串案」、「窩案」、「案中案」中，就可以得到比較透徹的回答。

總之，腐敗分子是絕不怕亡黨亡國的，因爲他們是被異化了的。所以，希望他們自己悔過自新、「立地成佛」是根本不可能的。怎麼辦？只有一個「鬥」字，與他們堅決地鬥、狠狠地鬥，將陳希同、胡長清之流的腐敗分子毫不手軟地從共產黨的隊伍中清除出去，惟有這樣「動真格」的，才不會亡黨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