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1日，已故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先生的遺孀路易絲·惠勒·斯諾夫人持旅遊簽證來北京看望我，我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軟禁在家不能同她見面。我提出只要求同她握握手，擁抱一下，以了卻彼此的心願。但這個最起碼的要求也未能實現。北京的4月，雖已春歸大地，暖意融融，我卻感到冰封寒徹，一片昏黑。
1，這是一個母親和她的兒子對另一位失去了兒子的母親的訪問
3月31日下午，我接到一位女士從國外打來的電話，她說她是斯諾夫人的女兒。她告訴我，她母親和她的哥哥克里斯多夫·斯諾已經抵達北京，準備於明天上午11點來人民大學看望我，詢問我是否方便。我聽到這個消息雖然有些突然，卻並不太感意外。因為我想起去年12月底旅美學者陸文禾先生遭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拘押時被沒收的物品中，就有一封斯諾夫人托他轉交給我的信。那時我雖然不可能想到會有機會與斯諾夫人見面，但我從心底裡已經把她當作我值得尊敬的外國朋友了。現在這位尊敬的夫人來到了我所在的城市，而且明天就要來我家裡作客，我怎麼能不由衷地歡迎呢！
在電話裡，斯諾夫人的女兒同時告訴我，她母親準備於來京的當天發一個公開聲明，說明她的來意。她要她女兒徵求我的意見。我當時覺得，我與斯諾夫人的會見本來是一次純粹私人性質的會見，與任何人無關；但如果考慮到這樣的會見有可能使有關方面產生誤解，那麼發一個公開聲明也許是恰當的。於是我隨即向她女兒表示，我尊重斯諾夫人本人的決定。
這天傍晚，我從一位外國記者那裏得到了斯諾夫人聲明的全文。斯諾夫人在聲明中說：「這是一個母親和她的兒子，對另一位失去了兒子的母親所能表達的同情和安慰，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門屠殺中失去親人、又在後來的歲月裡被剝奪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親和難屬們，表達我們母子和他們的團結之心。」我反覆咀嚼著這份聲明的每一字每一句，久久不能入睡。我回憶起我年輕時閱讀埃德加·斯諾先生《西行漫記》時的情景。我一遍一遍地體味、對比著當年與今天閱讀兩個不同文本時的內心感受。雖然這中間相隔著一個很大的時間跨度，雖然這幾十年的風雨滄桑已改變了我對很多事情的看法，但當我讀到這次斯諾夫人的聲明時，我卻彷彿又回到了當年的那種興奮和激動。我感到在這兩位外國友人的內心深處，存在著某種始終如一的東西。我很難用語言來表達，卻能清楚地感受到，那是一種對於人類苦難的深切同情和對於弱者的人道關懷。我想，人們可以屬於不同的國度，可以有不同的語言、不同的膚色、不同的信仰，甚至不同的政治觀點，但只要他是一個真誠的人道主義者，始終保持著對一種合理社會的執著追求，那麼彼此的心靈就不難溝通。
我這樣思索著、期盼著、等待著，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
2，我只求能同她默默見上一面
4月1日清晨，我先生還沒有來得及打開家門，就透過窗戶發現有一群便衣警察已經在我們住家馬路對面的人行道上來回警戒了。我思忖，今天的會見多半是不了，但我仍心存僥幸。我覺得人世間總還有一些道理可 舶傘ｌ妒俏頁雒胖鞫フ冶鬩戮旖簧妗Ｎ葉運撬擔航裉燜古搗蛉艘純賜遙乙換岫パ６竺龐潁Ｍ忝遣灰櫪埂Ｎ宜鄧古搗蛉聳侵泄嗣竦睦嚇笥眩思也輝鍛蚶錮吹獎本詞菇黿齔鯪獨衩玻膊荒馨閹苤磐獍桑?p> 值勤的便衣警察表示無權作主，他們答應向領導匯報。
10點鐘左右，難友蘇冰嫻女士來訪，她知道我們快回南方了。按慣例，每當我們即將離京去南方的時候，她都要來看望、送別的。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她從收音機裡聽到了斯諾夫人要來看望我並通過我向「六四」難屬表示慰問的消息，因此她也很想見見這位夫人。
這時，戶外的便衣警察已增至10余名，另有兩輛值勤的小汽車停放在馬路的對面；而在住宅樓的西邊，則等候著一些外國記者，他們是準備來採訪斯諾夫人的。這一奇異的景觀，引起許多過路者的注目。
寂靜而略顯緊張的氣氛，讓人覺得時間過得真慢。終於挨到了按約應該去東校門迎候斯諾夫人的時候。但是，當我走出住家的院門時卻遭便衣警察攔阻。我被告知：今天必須留在家裡，不允許出門。我正要與便衣們論理，一位官員模樣的人隨即走到我的跟前，他要我回屋裡談談。我知道這是沒有任何商量餘地的，於是我坦然地同意了。
該官員向我和我先生傳達了一項所謂的上級決定，說他的領導希望我們留在家裡不要出門，更不要去會見斯諾夫人。他要求我們配合，說他們不希望發生不愉快的事情。
來者說話時顯得那樣謙卑，他說他只是向我們提出「建議」，但他的這個「建議」卻是我們絕對不能接受的。我們馬上意識到，我們將不得不面對一場不愉快的談話。
話題是緊接著來者所說的「配合」開始的。以前，他們曾多次要求我們同他們「配合」，我們也早已領教過這種「配合」究竟意味著什麼。這給了我一個當面揭露他們的機會，我一件件、一樁樁列舉了他們一面高唱「配合」，一面又不斷挑起事端的種種事實。最後我表示：我們說話、做事一向是理性、克制的，即使在你們不講道理甚至挑起事端的時候，我們也仍然持這樣的態度，但這決非你們所說的「配合」，我們有我們的原則，不會搞什麼「配合」。
這算是一個開場白。在談話進入正題之前，我們說服蘇冰嫻女士離開了我的住所。此前，她曾多次向我提出由她去迎接斯諾夫人，但我拒絕了。我不想使她受到無端的牽連，更不想把事情複雜化。她是在我的苦苦勸說下才離開的。
蘇離開後，我和我先生就斯諾夫人的此次來訪開始了與安全局官員的對話。
我說：一位80多歲的老人，又是你們一向宣稱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她這次來北京看望我，只是想表示對「六四」難屬的同情和安慰，為什麼不可以？
對方的回答是：他的上級沒有告訴他為什麼，因此他也就不能說明為什麼。他說他的職責是傳達上級的決定，沒有向我們說明理由的任務，他只是執行公務。這樣的回答是意料之中的，因為他們不過是一切聽令於上級的「專政工具」。
為了打破僵局，我先生對那位官員說：你的這種說法我們可以理解，因為你只是執行公務；但斯諾夫人遠道而來不能不見，這是禮貌。你可以向你的上級轉達我們的要求。你們可以讓斯諾夫人來我們家裡會見，也可以由校方或政府方面安排會見；會見完全可以公開，你們可以派人參加，但你們無權阻止這樣的會見。
該官員仍堅持所謂上級的決定，顯得很為難的樣子。
為了爭取能與斯諾夫人見上一面，我表示可以作最大限度的讓步：會見時可以不說話，只是拉拉手，擁抱一下，以表示對斯諾夫人的謝意和敬意。我說如果連這個願望你們都不能同意，那麼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未免太殘酷了。
我接著說，斯諾夫人那樣的高齡，這次好不容易來到中國，你們見都不讓我見一面，難道就這樣懼怕這次會面嗎？
該官員並沒有別的話要說，只是重覆著所謂的上級決定。
這時已經11點多了。我和我先生都很著急，因為我答應11點在校門口等候斯諾夫人的，如果我們不能按時去迎候她，這不等於失約嗎？斯諾夫人並不知道我們這裏發生的事情，如果她在校門口見不到我，會怎麼想呢？我覺得安全部門這樣對
待一位外國朋友實在太過分。於是我對該官員說，你們這樣對待一位幾十年來的老朋友，這樣的翻臉不認人，難道就不考慮國家的形象？
我要他立即向他的上級反映我們的要求。
該官員答應向上請示，但要我們留在家裡。為了穩住我們，他閃爍其詞地對我們說，斯諾夫人會有友好機構負責接待，你們可以放心。說完，他出門打電話去了。我意識到，這是一種拖延策略，他想用拖延時間的方式阻止這次會見。
半個多小時後，該官員回到我們住所，告訴我們他已經負責任地、原原本本地把我們的要求向他的領導匯報了，但領導的答覆還是不能見。
這時已經快12點了，看來預定的會見已經不可能了；但我仍然希望這件事不要就此劃上句號。最後我向該官員表示：我們將堅持會見的要求，一直到斯諾夫人離開北京。
3，這個世界竟變得如此悖理和冷酷
中午，我先生給蘇冰嫻女士去電話，詢問她離開我們家時便衣警察有沒有找她的麻煩。我們這才知道，蘇離開我們家後，恰巧在學校東大門遇到了斯諾夫人一行。她詳細地向我們描述了斯諾夫人在校門口被阻、她怎樣幫助交涉而最後還是沒有能進入學校大門的整個過程（有關詳情，請見蘇冰嫻：《我見到了斯諾夫人》一文）。
聽蘇的描述我們非常氣憤，但同時也覺得，斯諾夫人這次來訪不能同我見面，卻見到了蘇，這也許能稍稍彌補她的一個缺憾，因為蘇也是一位「六四」死難者的母親。
下午，斯諾夫人的女兒通過翻譯從瑞士給我來電話，同樣告訴了我們她母親及蘇冰嫻女士在人民大學校門口遭到阻攔的情況。她還告訴我，她母親決定下週二（4月4日）返回瑞士，在離京前還要再作努力，爭取與我見上一面，直到最後一刻。
我在電話裡也把發生在我家裡的一切告訴了對方，並作了同樣的表示，但我預感到這次會見已難以實現了。
北京的4月，雖已春歸大地，暖意融融，但我卻感到腳下的土地正急速地下陷，周圍冰封寒徹，一片昏黑。人們很難想象，這個世界竟會變得如此悖理和冷酷。我沮喪極了。
我覺得，一個人活著，會遇到各種各樣難以忍受的事情，最不能忍受的，莫過於親人的生離死別，此外大概就是友情的被阻隔了，尤其當這種友情純粹出於雙方的心靈渴求時。古人用咫尺天涯來形容朋友相見之難，即所謂「咫尺天涯遠，易去難相見」。我和斯諾夫人僅一墻之隔，卻難得見面，這不正是古人所雲咫尺天涯嗎！
在萬般無奈、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向媒體發出了一個公開聲明，以表達我對政府當局這種不人道行為的憤怒與譴責。
我在聲明中說：「政府當局這樣來對待一位80多歲的老人、一位中國人民老朋友的私人訪問，是有失禮貌的，也是違反人之常情的。……如果連這樣一種人類感情的交流也要被剝奪，那麼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也實在太殘酷了。
「一位外國母親出於美好的情誼會見一位中國母親，這對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來說，都是應該保護的自由和權利。中國政府剛剛宣布今天是我國歷史上人權狀況最好的時期，但想不到竟在這最好的時期發生了這種令人不愉快的事情。……這不僅有損國家的形象和信譽，而且也是中國人民的恥辱。」
聲明最後說：「我希望政府當局改變態度，對斯諾夫人以禮相待，並立即作出彌補，以實現斯諾夫人的願望。」
但是，這對一個不講理的政府來說，又能有什麼用呢？
晚8點，我懷著沮喪和歉疚的心情撥通了斯諾夫人所住賓館房間的電話，第一次同她本人用英語通了話。在通話中，我們都對眼下發生的事情深表遺憾，但同時都表示不放棄作最後的努力。
我對她說：因為我被警察阻攔在家裡，不能去迎接您，我很抱歉。我已知道我的一位朋友見到了您，這使我稍稍得到了安慰。蘇女士的兒子也是在「六四」事件中被殺害的，她是我的好朋友。我很高興她能見到您……我盼望目前的狀況在最後的時刻能有所變化。我將一直等待到最後一刻。
斯諾夫人的話我不能全聽懂，但我聽到她激動地說：我的上帝啊！丁子霖，我終於聽到您的聲音了。我很遺憾沒有能見到您，我女兒已經告訴了您所遇到的一切。我很抱歉給您和您的朋友帶來的麻煩。我也正在努力申請與您見面，就像您所說的那樣，我們可以不說話，不做什麼，只在沉默中握握手，擁抱一下。我不會放棄我的努力的。
最後，斯諾夫人用安慰的口氣對我說：您不要傷心，我愛您，世界上很多人都愛您，都關心您，支持您所做的一切……。
我抱著話筒久久不忍放下，止不住流下了眼淚。
4，讓我在兒子靈前靜靜地歇息一會吧
4月2日晚，我和我先生為亡兒作了清明節祭奠。我為兒子點上了一炷香，默默地坐在他的靈前。我思量著這些天來發生的事情，覺得自己活得實在太沉重、太艱難，作為一個母親，我已疲憊不堪，難以支撐下去了。我想在兒子靈前大哭一場，卻哭不出來。我想，就讓我一個人在兒子身旁靜靜地歇息一會吧。
但我又接到了北京市安全局打來的電話，說半小時後來我家裡談話。我幾乎麻木了，已經不再有憤怒；我只有一個念頭：就讓一切要來的都來吧！
我等待著，頭腦裡一片空白。
來人看樣子是一個更高一級的負責官員，是由先前那位官員陪同來的。
這次談話從晚7點半至11點，共進行了3個半小時，與其說是一次談話，毋寧說是一場精神折磨。
來人一開口就表示，這次絕對不能見斯諾夫人，這個決定不能改變。接著他說，這件事並不那麼簡單，有外部勢力的插手。
也許是怕我聽不懂他的話，他特地作了解釋：你們難屬群體的事情現在不僅與一些境外組織有關，而且已成為一個國際問題，有很多人插手，情況極其複雜。他 頤親⒁饉檔哪侵炙礁叢擁那榭觥?p> 其實，解讀這位官員的話並不難，那無非是說：現在「六四」難屬的事情已經被國際反華勢力所利用，我們難屬群體已成為反華勢力的工具。而這次他作為負責官員來找我們是出於善意的提醒。我明白他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不聽勸告，將會有嚴重後果。
我當即表示：有什麼背景我無從調查，也不想知道。我只從事難屬的救助事務。我早已聲明：我們從事的人道救助純屬非政治的人道性質，我們接受捐款，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一旦發現附有條件，立即拒絕。這是我們的原則，這些年來我們從未放棄過這個原則。至於你們怎麼想那是你們的事，與我無關。
談到海外捐款問題，該官員明確表示，他們作為國家安全部門，絕對不允許捐款進入國內。他說根據他掌握的情報，那些提供捐款的人和組織在外面做了不少讓政府不高興的事情。關於斯諾夫人的這次來訪，他再一次重申，境外有人利用這件事做文章，為了國家的安全，他們有責任加以制止。
我不知道海外的一些人道捐款，以及這次斯諾夫人的來訪，是怎麼被人用來做文章的，又怎麼危害了國家安全。但我已不想就這些事情同他們糾纏了；要說的話我都說過了，我很清楚，他們是不會相信我的。
那位負責人又把話題轉到了蘇冰嫻女士昨天在人民大學校門口與斯諾夫人見面並接受採訪的事。他說蘇在現場用英語接受了境外記者的採訪，她的英語說得很流利。然後向我們提出一個問題：蘇怎麼這樣巧正好在現場？
我們這才明白，這次談話的主旨，是要調查蘇冰嫻女士。
於是我先生接過話頭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說蘇當時在校門口，是我們預先計劃好的？
對方：是這個意思。
事情涉及到了蘇冰嫻女士，我不能再保持沉默。
我對那位官員說：如果你這樣認為，那我可以明確告訴你，這純粹是碰巧。蘇女士知道我們很快就要回無錫了，特地從郊區農村趕回來的。斯諾夫人要來看望我，她是從收音機裡知道的。我不想把她牽連進去，很快勸她走了。至於她在校門口碰上斯諾夫人，我是事後才知道的。這點你們可以去查對你們的電話監聽記錄，我想你們要知道事情的真相並不難。至於蘇冰嫻會不會講英語，講得怎麼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是中央編譯局的德語翻譯。我一人的事，由我一人承擔，你們沒有必要扯上她。她在校門口見到了斯諾夫人，她並沒有錯，她是公民，你們沒有權力干預她與斯諾夫人的接觸。
我意識到警方有可能找蘇冰嫻女士的麻煩，特地向該官員提出，希望他們不要為難蘇。我說我的事與她無關。但沒有想到，在這次談話的第二天中午，他們竟暴力綁架了蘇冰嫻女士，而當我上前交涉時，竟有便衣警察出言不遜，辱罵我為「拿美圓的漢奸賣國賊」（有關詳情，請見蘇冰嫻：《我見到了斯諾夫人》一文）。現在我終於明白，原來我在他們的工作檔案裡，竟是他們的一個「專政對象」！他們的那種謙卑，那種所謂的善意，原來統統是十足的虛偽。
蘇冰嫻女士被抓走後，我通過海外媒體發出了一份公開信。我強烈抗議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對蘇女士非法綁架，我譴責安全局負責人出爾反爾、言而無信，在光天化日之下實施的暴行。我要求國家和政府領導人立即出面制止這種蔑視人權的惡劣行為，查辦有關人員，並確保此類非法行為不再發生。
有好幾位難屬聞訊先後來到我家裡，他（她）們都很氣憤，一起在抗議書上簽了名。
斯諾夫人通過外國記者知道了蘇被綁架的消息，給我打來了電話，她非常著急。我不願給她留下太多的不快和遺憾，勸她盡快離開中國這塊地方。我向她表示，我將改變去南方的計劃，留在北京營救蘇女士，一直到蘇獲釋。
晚上，斯諾夫人又多次通過記者與我聯繫，詢問蘇的情況。
12小時過去了，蘇沒有回家。我又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
4月4日中午12點多，也就是斯諾夫人步入登機大廳的那一刻，北京安全局在拘押了蘇冰嫻女士24小時後釋放了她，並且把她送到了我的家裡。我稍稍鬆了一口氣。但當我看到她那極度疲憊的樣子，卻止不住一陣心酸。我無法用語言安慰她，只是在心裡一遍一遍地對自己說：他們為什麼不來抓我呢？
5，尾聲
蘇女士回家了，斯諾夫人也離境了，事情也似乎有了一個結局。當天的傍晚，我和我先生登上了南去的列車，離開了北京這塊傷心之地。一路上我神情迷惘，覺得眼前的景物是那樣的陌生，一切都恍如隔世。
到南方後，我從收音機裡得知，斯諾夫人在離境前，為營救蘇冰嫻女士，曾作過很多努力；她甚至表示，如果中國當局不釋放蘇冰嫻女士，她將考慮把斯諾先生的墓遷出中國境內。
多好的一位母親啊！
我要感謝她，更要為她祝福，祝福她終於離開了當年她和埃德加·斯諾先生曾經深愛過的這片土地。而我將永遠記住，在斯諾先生去世28年後的今天，當他的夫人——路易絲·惠勒·斯諾告別先生的墓地離開中國這塊土地時，留給她的竟是無盡的感傷和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