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分析这种象征意义，首先须从江泽民与李鹏的互动关系开始说起。在89年之后，江泽民上台伊始，江李之间的关系并不向前几年那样牢不可破。相反，他们两几乎是冤家对头。李认为自己在镇压六四民运中功比天高，而江泽民则无功受禄，轻易摘到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之桃。对此，李当然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并结盟姚依林、陈希同等人与江泽民周旋。最后还是邓小平亲自找李鹏谈话，才使得李不得不“服气”。李在知道自己由于形象不好而无法取得最高领导权之后，也彻底改变了对江的态度。他一跃从最抵制江的人，变成“江核心”不离口的人，而且还监督乔石、朱容基等人是否也同样效忠江。

对江泽民来说，李鹏在一开始绝对是一个包袱，至少是形象上的包袱。江泽民不得不长期被人看作是与李鹏为伍的人。但是，江知道，李鹏这个累赘又是摆脱不掉的。且不说，李鹏后面有老人党的支持。李鹏本身也是六四“镇压有理”的象征。江泽民之所以不能罢免李鹏，是因为难以承受重估六四所可能造成的政治冲击波。所以，李鹏的政治生命如此之长，绝不是得自于他的才干或威望，而是得自于江泽民不愿重估六四。

对这种情形，没有人比这两位当事人更心知肚明了。既然彼此不能相互摆脱，还不如彼此相互利用。文章说，李鹏通过拥戴江泽民将自己的政治生命再延长12年。不仅如此，他还利用江泽民对朱容基的防范心理，在退出总理职位担任人大委员长之后，能够把自己在党内的排名仍维持在朱之上。由此才形成这样一个奇怪的局面：最不得人心的人做二把手，相对最得人心的人只能做三把手。李鹏嫉妒朱容基的能力和名望，而朱则不服李的权势，两人的较劲也由此展开。

江泽民对李鹏的利用则更为全面，更为彻底，居然把李鹏的价值几乎用光用尽。江泽民善于变废为宝，充分利用李鹏在国际舞台上形象差的弱点，把李的国际空间变成自己的国际空间。以亚太经合会议为例，本应由各国政府首脑参加，但是由于克林顿等西方领导人拒绝接触李鹏，从而使得江泽民可以趁虚而入，借助类似的国际场合，挤入国际舞台。按照中国宪法，中国的国家主席，就像日本的天皇一样是虚位元首，并无实权。但是，由于李鹏的弱势，江泽民已经把中国的政府体制变相地改为总统制，至少在他执政期间如此。面对江泽民对自己权力的鲸吞蚕食，李鹏并没有还手的余地。如果江在上台之初，碰的是一位被国际社会广泛接收的强势总理，那么江巩固自己权力的难度将大得多。

江泽民不仅利用李鹏的弱势扩大自己的国际权力空间，而且还用足李鹏的保官心理，与李鹏联手压制江的政治对手。在逐走乔石，压制朱容基和李瑞环上，李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李鹏鼎力相助，江泽民成为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历程将漫长得多。江泽民的策略是“用走狗逐狡兔”，利用李鹏征服其主要的政治对手。等到没有劲敌之后，他再让李鹏自然退休，从而使李下台与重估六四脱钩。若李鹏出局太早，就无人能帮助江制服乔石、朱容基和李瑞环。现在，江泽民的权力已经完全巩固，其本人也将逐渐从一线退出。这意味著李鹏的价值也已被江泽民榨尽，其本人的政治生命也因对江失去价值而走到尽头。

李鹏的失势已成定局。现在的焦点是李鹏能否体面地下台。江泽民希望李能体面下台，而朱容基则要李鹏因腐败而再次名声扫地。李鹏在去年使馆轰炸事件之后曾极力主张解除朱的总理职务，并给他扣了许多罪名，如另立核心，讨好美帝国主义等。而朱则利用李鹏家族的腐败记录作为反击的利器。朱虽然想对李鹏穷追猛打，但是江则满腹顾虑。因为对李鹏打击力度过大，会使六四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这是江所既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传媒中有关于只让李鹏退休，但不追究其家族腐败问题的说法。所以，朱容基的努力很可能会落空。

李鹏的淡出将对中共高层的政治生态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中共最高决策层，主张重估六四的人数也许不会增加，但是将失去一位最反对重估六四的强硬派；主张政治改革的人数也许没有增加，但是却失去一位最抵制政治改革的顽固派；同情自由化的人数也许没有增加，但是却失去一位最痛恨自由化的极左派。李鹏对自己出局之后的可能变化远比他人更为敏感。他为自己拍“六四事件”的记录片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他正确地意识到，六四事件会随著他的出局而终将被端上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