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没有通读全书，在没有彻底了解事情的来笼去脉之前，如此轻率、如此迫不及待地辩白，只能说明他们的惧怕和虚弱！
第二，那番评论是言不由衷抑或故意撒谎？“六四”事件烙印在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心里，朱先生这一毫无任何证据的言辞已经表明江泽民李鹏们处于一种极其被动、理屈词穷的境地。
第三，“六四”这一惨绝人寰的悲剧是李鹏等当事者制造的，我们期待著李鹏站出来说话，也期待著江泽民出来表态。此时，朱先生的最好策略应该是保持沉默。如果稍有良知，朱先生实在不该在这个时刻，这么不负责任地强词夺理，这么不负责任地草率表白，这么不负责任地面对全世界媒介再弹老调，这么不负责任地无端指责！这么无奈地将“中国六四真相”刻意贬为“恶意的商业操作”！什么“编造材料，歪曲事实”！请拿出你的证据来！难道你真的相信“这一正确结论不会改变”？难道你真的想掩饰良知逃避历史的检验？难道你真的不怕你的无理之辩记入历史的档案？难道你真的没有想到你如此苍白的反应恰恰给了我一个最好的反击机会吗？因为，真理从来就不在你那一边！
新华门，这座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全部民主与屈辱历史的宫门，十二年来，每当我从这里经过，每当看到镌刻在这座宫门内“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我的心就哭泣。我曾经期待著“有勇气有能力克服自身缺点与错误”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期待著人民的政府能够面对犯下的罪行向人民作真诚的忏悔！期待著外表开放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能够扛起平反六四的大旗！更期待著委员长李鹏以当事者的身份良心发现！可是今天，等了十二年的我，不再抱任何希望了！在江泽民李鹏的心目中人民的份量有多重？六四以来他们的作为表明，人民只是他们争权夺利的挡箭牌、遮羞布，他们以人民的名义统治人民，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压制人民！整个九十年代，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幌子下，中国人的精神信仰被摧毁，中国社会的基本道德被践踏，中国知识分子被迫成为温顺的山羊。这样的山羊，“脖子上还挂著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能够领了群众稳妥地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这就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鲁迅：《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而这，正是现存体制所需要的。
放眼今日之中国，每天被揭露的贪污分子哪一个不是“体面的”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哪一个贪官污吏攫取的财富不与拥有的权力成正比？官位越高，侵吞越巨。而未被揭露、仍在台上耀武扬威地向人民发号施令的贪官们又比那些已入监狱的好得了多少？在这一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席卷国家财富的浩劫面前，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除了任人宰割外，又得到了多少利益？事实上，中国社会机制性、整体性、象癌征一样的体制腐败已经导致整个社会陷入道德沦丧、贪官遍地、全民燥动、理想缺失的境地，“代表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病入膏肓，面临著分崩离析的境地。
放眼今日之中国，到处都在走形式，上面一套、下面一套，前面一套、背后一套，嘴上一套、手里一套，在冠冕堂皇的名义下干著最见不得人的勾当，在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幌子下为自己攫取著最大的私利，独裁的专制政体勉强维持著貌视铁板一块的国家机器的运转，然而，事实上谁都难以保证这“铁板一块”的机体不会在一夜之间龟裂？今日中国，已经无法靠一个包拯、百个包拯、千个包拯甚至万个包拯的清廉本色来根除体制腐败，拯救共产党每况愈下的威望。我深信，我的朋友们深信，中国人民深信：中国总有一天会抛弃目前的制度，中国人民总有一天能够真正拥有民主、自由的权利。
“六四”不平反，天理不容！“六四”事件，的确是中国的内政，是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广大爱国者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开启民主、崇尚自由、加强法制、严惩腐败、建立民主政治的一场示威运动。这是一场自发的、在民主国家非常普遍的请愿示威运动。但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一样，中国社会的任何一种动向都被提升到中共党内、提升到中共最高层，“问题就出在党内”。“六四”事件的发展最终演变成中国共产党高层的权力斗争，演变成“退居二线”的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共元老与越来越有群众威望并越来越掌握实权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为代表的政治开明派的尖锐冲突。宣布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并最终决定对天安门进行清场，与其说是冲著学生来的，不如说是冲著中共党内开明派、冲著越来越不听话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来的，是中共元老预感到面临退出权力舞台、即将彻底失去权力时的恐慌后近乎歇斯底里的一种集体发作！赵紫阳在学生运动中的温和态度，给本来就不甘心退出权力舞台的中共元老一次期盼已久的机会，使他们找到了重新返回权力舞台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最好借口。决定对北京市区实施戒严，真正的用意就是警告赵紫阳，中国的权力并不掌握在你手里，而是仍然掌握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手里（李鹏语）”；对天安门进行清场，是因为戒严不能达到预期目的，从而让中共元老和李鹏们看到了学生运动的空前强大、北京市民乃至全国人民的空前强大、更让他们意识到了这种强大背后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政治开明派的巨大影响力，有让中共元老一种再不清场“我们就要全部被管制了（李先念语）”的恐惧；整个“六四”过程，以北京学生为代表的波及全国的民主爱国运动自始至终以理性、平和、非暴力的方式进行著，丝毫不能让人感到有所谓的足以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强大的“幕后黑手”，更没有让人感觉到北京的确发生了一场“反革命暴乱”。从根本上说，中共元老们在“六四”过程中的全部作为，完全是出于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的，是他们不甘心退出权力舞台的一次最猛烈的反扑，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终将记录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薄上。
十二年来，关于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或高或低或多或少，从来没有间断过。一些中共高级领导人，在私下场合也总在呼吁重新评价“六四”事件。但迄今为止，以江泽民、李鹏为代表的最高掌权者，一直漠视人民的呼声。他们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手段压制它、淡化他、回避它。然而，血写的历史无法用墨写的谎言来掩盖，“六四”悲剧的导演者最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但是，时间不允许我们再等下去，中国不能因此再停滞不前了，我们也彻底失去了对江泽民、李鹏们的信心:他们在“六四”中的行为及其既得利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去主动平反“六四”。人民必须自己肩起这一历史重任！
只要剖析现行中共最高当局中掌权者的心态，这一结论毋庸置疑。
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唯一参与“六四”决策全过程的是李鹏。李鹏，参与“六四”决策全过程，认定学生运动是动乱、宣布戒严令，亲自参与制定“六四”清场决策。在“六四”事件中，最死心塌地听命于邓陈李等元老，最固执强硬。“六四”事件后，李意识到自己将留下一个遗臭万年的骂名，但他决不悔悟，渴望成为第二个康生宁愿接受历史的审判，也决不甘心让“六四”在他有生之年翻案。他当然地将平反“六四”与中国的“和平演变”挂起钩来，并不时呼吁随时警惕“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颠覆”。
江泽民，“六四”事件的最大获利者，作为邓陈李等中共元老亲自选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不可能以平反“六四”来报答他的恩人。平反“六四”，就危及他自身地位的合法性。因此，江不可能做这一双重赔本的买卖:对栽培他的恩人，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对自己，等于公开承认自身执政的违法。江的执政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朱镕基，一位饱经风霜的共产党人，当过右派，深谙共产党制度的本质。“六四”时，他坚决挡住了部队的进入，决不让上海成为第二个北京。这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但是，他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韬光养晦”，只抓经济，不闻政治，他的位置以及他对江李的了解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六四”问题上出头。他的总理的权力远不及前任李鹏大。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总理??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却做不了真正想做的事。
李瑞环，一位深孚民心的改革家，有极佳的口才，思维严谨，精通哲学，思想解放。在“六四”中，他以理性和平和的手段冷静面对势态，是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中处理危机最有成效者。他在政协主席的位子上更多地感受到人民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他深深理解人民的感情，并为之努力过。然而，他无可奈何。
胡锦涛，当时的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因为高山反应，因为有职无权，还因为任书记以来每年（1987年10月1日、1988年3月5日、1989年3月5日）发生“拉萨骚乱”，他经常在北京休养。他没有参与“六四”的任何决策，也根本不了解“六四”真相，按常理，他是最有可能去平反“六四
”的。但，胡以其“举轻若重”的性格，以其被确定的“第四代核心”身份，他断不可能主动去捏“六四”这个烫山芋。
尉健行，一位素有“现代包公”称号的领导人，当时的监察部部长，十几年来一直从事著中共党内的纪律检查和反腐败工作。他部分参与了“六四”决策，积极与社会各界对话，多次强烈地表达共产党不自律，“党将不党”的呼声。这是一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对“六四”肯定有他独特的想法，但我们至今没有听到他有关这方面的任何实质性表态。
李岚清，这位被称为风度儒雅的政治局常委，当初的经贸部副部长，既是江泽民的挚友，又是李鹏的爱将。他之所以升为经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