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什麼，那是不用問的，當然是「天安門文件」。

有人說，「天安門文件」在此刻出現尤其微妙。其實，這種文件在任何時候出現，都不會不「尤其微妙」。

「六四」過後不久，許多人曾預言，那些一步一個血腳印走向權力巔峯的中共領導人，怕是「過渡」不了太長的時間，因爲他們的椅子是安放在滴答作響的「六四」這顆定時炸彈上的。然而，「一萬年太久」，十年也不短，當滴答作響聲漸弱以致掩沒無聲時，那些八九十公斤體重、坐穩了位置的領導人，甚至包括一些預言者，都以爲消除了引信、定時器停擺的炸彈就不是炸彈了。

因此，「天安門文件」在現時面世，無疑是爲「六四」這顆炸彈重置了一個引信，爲這顆炸彈重新開啓了定時器。

當然，應該看到，十年以降，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態已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六四」的暴力鎮壓在打破了共產黨執政的道德倫理底線，以及據此演繹的意識形態神話的同時，也爲執政集團構築了一個厚實的心理依託，即：無論共產黨做了什麼不容於普遍政治標準和普世文明價值的事情，它都不會以可能導致整體性潰敗的讓步作爲矯正的條件；無論共產黨採取什麼不容於普遍政治標準和普世文明價值的手段，它都要保持自己的權力。

這一「破」一「立」，使得執政集團中的上、中、下層形成了粘連更加緊密的利益結構。中共上層知道，他們免於被血債追討的唯一前提是繼續保有手中的權力，爲此目的，他們能幹什麼就幹什麼，能不幹什麼就不幹什麼；至於遺存在上層的所謂改革派和那些雖與「六四」鎮壓無關、但卻覬覦更高權力意欲有所作爲的人，他們愧疚的心理和想用「六四」這張牌「翻盤」的理想和衝動，迅速地被緊接「六四」而來的蘇東共產陣營大崩潰後的情形所鎮懾住：在共產制度垮臺，社會向民主化邁進的時候，即使是摧毀極權體制、開啓民主道路的功臣，也並沒有先賦性的免責特權，而往往要和那些共產體制的頑固維護者一樣遭到清算和唾棄。於是，發動鎮壓者的目標堅定而執着，那就是不惜一切代價維持權力。相反，改革者的動力卻明顯缺失，甚至喪失、放棄了理想。

這就形成了「六四」與其後的共產國家民主化之間的非良性互動。由於「六四」，共產體制下的民衆對共產黨的「讓步」便不再抱有幻想，他們清楚地知道，在危機時刻，共產黨內的改革派不足以使民衆自保，唯一保險的做法就是徹底摧毀共產體制，即使連帶體制內的改革派也在所不惜。這種示範效應，定會使中國的「六四」鎮壓者毛骨悚然，但也會令尚存的改革派倒吸一口冷氣。那些體制內有志於改革的人，必然要思討與覈算實現其理想的機會成本與收益：在身邊的利益看得見、摸得着的時候，是否值得爲那些理想中的預期利益去冒「顆粒無收」和「血本無歸」的巨大風險？

因此，中國以外的後共產國家對共產體制清算得越徹底，中共就會愈加嚴厲地掐斷可能在中國導致這種清算的萌芽。對此，中共並不糊塗，而且，經過「六四」，誰也不要再期望中共會在這一點上有所「閃失」。中共明白，此種不留後手的「絕殺」，成敗與否關係其生死存亡，而所謂改革，絕非或早已不是改革派所宣稱的只是利益大小的變動和格局的調整，因爲在「六四」與其後的共產國家民主化之間的非良性互動中，中共與其治下的民衆之間的相互預期已經徹底改變了，而這種改變又爲近年來中共的整體性腐敗所強化。

至於中共體制內的非核心成員、中低層官員，一方面，他們因「六四」而產生了無以擺脫的體制性負債感，另一方面，他們又從「六四」血債中收穫了可以藐視那些有權決定鎮壓的高層官員的道德資本：還有什麼比殺人更不可饒恕的呢？當然，中共以暴力機器爲基礎所構築的心理依託，並不能改變體制中的大多數成員對體制的悲觀預期，況且，他們未必不清楚，今天他們可以受到這個體制的連帶保護，而明天就會因爲這種連帶保護而受到連帶清算。由是，「六四」無異一種傳播迅速的「末日病毒」，使得中共黨內瀰漫着濃烈的「末日情緒」。

因「極少數人」的惡行而襯托出的中共絕大多數官員的「道德優勢」，使中共體制內原有的縱向權力行使與監督機制失去了道德依據，使中共上層對中下層的說教與命令變得理不直、氣不壯。也正是這些具有「道德優勢」、人數衆多的中共官員，在末日感和無論如何墮落也會因爲政權的原因而受到暴力機器連帶保護的心理依託下，肆無忌憚地貪、拿、挪、卡、佔，使腐敗侵染了中共體制的每一個細胞。

這種整體性腐敗，與人們對共產體制整體性崩潰方式的預期之間的相互作用，進一步模糊了中共黨內政治勢力和派別分野的界限，惡化了政治生態，使任何微小的棄舊圖新的改革努力，其成本都要大到使改革者與其所欲改革的體制同歸於盡的程度。中共上層有意無意地以放縱腐敗來增加體制凝聚力，以利益均沾達到罪惡均沾，從而增加各級官員維護體制的自覺性。同時，近年來，中共高層又以反腐敗的名義來挫敗非核心官員和中下層官員因「六四」而生的道德優越感，打擊政治異己和地方離心勢力，這樣就形成了以腐敗爲基礎的、各級官員的利益因體制存亡而高度一致的利益格局，和改革者不會因改革而受益、鎮壓者不會因鎮壓而受損的政治結構。

在這樣的政治生態環境和政治結構中，「六四」似乎無以成爲一個橇動中國政治發展的支點。在這種利益格局下，是非能否得到澄清、正義能否得到伸張，都以其所代表的價值能否「變現」爲當下的利益作依據。由是，「六四」就成了一個在中共體制內，人們避之唯恐不及的話題，更遑論其他。現在，《天安門文件》的問世，也許將使這種局面的改變成爲可能，至少是提供一種嘗試改變的機會。

其實，無論人們基於什麼立場、站在何種角度、代表誰的利益，「六四」，都是中國政治發展中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當然，即使是重置了引信的炸彈，也很有可能奈何不得眼下中共日益複雜和關聯度日趨緊密的政治結構，然而，儘管時隔十幾年，「六四」也仍然是對中共政治發展最具震撼力的一顆炸彈，舍此無他。

如果說《天安門文件》爲「六四」這顆炸彈重置了引信的話，那麼，人們是否爲投擲或置放這顆炸彈準備了足夠多的技術手段了呢？而這正是問題的關鍵。
轉自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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