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果要体会什么是沮丧，你就在春节前后到北京或广州的火车站去看看。一张张怆惶的脸在人群中涌动。你这时才知道了一个民族的伤口在哪里。”刚分到国家计生委的研究生小Ｍ对几位作家这样描述。他工作的国家计生委在二十年中使中国少生了５个亿，这个数字推迟了灾难降临中国大陆。但他们要忍受很多来自国际上的谴责（针对堕胎、罚款、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国内的不理解、甚至基层工作人员被暴力侵害。而且这个单位一直被忽视…… 人口灾难是否会降临，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未来一个世纪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比环境、腐败、经济、教育更严峻）是人口问题。 　　　　　　　　

　　　　 大陆老农穷贫到极点却不忘生孩子

“你猜我们家的保姆家里有几个小孩，你保准猜不着，她兄弟姐妹９个。”女作家项小米对我叹道：“太可怕了！他们陕西那什么县，普遍如此，都是七八个孩子。没活干，没田种，树全砍秃了，地慢慢变成沙漠，这些人要吃饭，就都跑到城里。把城里弄的脏乱差，犯罪率激升。就冲这我也要把我女儿送到美国……”

记者在近一两年中发现，这种一家生五六个、七八个的现象在大陆许多地方相当普遍。计划生育的国策，各地执行是很弹性的，有的地方甚至变成干部敛钱的工具，你不是要生吗？拿钱来。

实际上，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成为汪洋大海中的城市孤岛的一块招牌。

记者几年前到国家贫困县山西大宁采访扶贫款被贪污案时，曾到一个家徒四壁的山民家里走访，这家主人，一个四五十岁的低矮老农，连遭不幸，不仅被干部用他的名字领扶贫款，却分文没给他，最小的男孩子还被山草中的蛇咬伤，性命垂危。当我们走进他山坳中的窑洞时，他哭了起来，我们力所能及地给了他一点资助，他扑通跪在地上以表感激。当知道他有多少孩子时，我们几个人都大吃一惊，八个。

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多年来计划生育大好形势的宣传，使我们觉得农村最多能生两个，即使那些一味抗法、被扒屋毁灶的人，也只能有三到四个孩子。而八个是什么数字 ？那是比１９４９年前还多的一个数字。也可能这些家庭比起１９４９年前，住房改善不大、食物够吃了但质量没好多少，但抗生素等类药品的普及确实使死婴现象少多了。１９４９年以前，一个农民家庭也能生很多孩子，但最终成活的只有一半强。所以虽然现在有计划生育的约束，农村人口还是猛增。

记者到陕西靖边采访时，发现那里的农民虽然被各种杂税弄得苦不堪言，而且土地日益干旱和荒漠化，生活很艰难，同样也生很多孩子。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孩子是很普通的，甚至是数量最少的。 　

一位女记者在山西大宁县一个很穷的山村金疙瘩村采访时，发现那里农民平均六个孩子。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告诉她，她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有人指着另一个红衣女孩说 ：“这孩子的父亲弟兄三个，每个都有六个孩子。”女记者了解到，金疙瘩村几乎没有三胎的，大多是五、六胎，最多的一家七胎，且大部分家中有二、三个男孩。

在连吃水都困难的地方，却要生那么多的孩子，他们一起向大地索要，于是大地更加贫困和病态。

贫穷、愚昧、受欺压，生孩子，这四者是紧密相联的。

　　　 　农村干部享有生育特权？

在贫困地区踯躅，发现干部也普遍违背计划生育，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印象中他们都是因别人多生孩子而扒人屋的主。

大宁县金疙瘩村原大队主任孙新德今年刚满４０岁，却有六个孩子。他对记者说，现在的新主任还七个哩……

就是这个村，竟然还被评为计划生育先进村，匪夷所思！同时还是小康村，实际９９年人均年收入连５００元都没达到。

对金疙瘩村的计生现状，榆村乡党委书记张永华对记者说，金疙瘩村的实际人口为１９６，而上报人数为１１０，有户口的１４０多，其余都是来自河南、山东的流民。因为那里的计划生育抓得紧，所以他们就跑到这儿来了。“流动人口又不迁入户口，我们这儿计生工作是按当地人口、按户口进行的。外来人口不好管，也管不了。”（自己辖下的每家平均六七个，比外来人口孩子还多，反而赖外来人口不好管） 记者所接触的县里干部中，没有一家是一胎的，而乡镇干部大都在三胎以上。

记者见到现在还在山西大宁、且与当地农民结了婚的北京女知青王萍。她只有两个孩子，这在当地子女众多的家庭中显得颇为显眼。她告诉记者，他们太德乡的乡干部普遍都是四个孩子。

干部如此，可想而知一向视孩如命的百姓。各种现象表明，在中国许多贫困地区，计划生育已经接近崩溃。

　　　　 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人？

像一切统计数字都值得怀疑一样，人口数字也被人怀疑。许多中国主流阶层的人断定，中国现有人口不是１２亿，也不是１３亿，应该早突破１４亿而到了１５亿了。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中国的人口统计数字到底准确吗？这几年来一直争论很大。

“可以肯定地说它不准确！”一个在国内做过多年统计工作的朋友断言：“人口统计虽说是全社会的事，实际牵头与具体操作者还是各地的统计局。统计数据失真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我曾经在统计局工作过６年，９３年的第一次全国第三产业普查、９４年的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９５年的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我都参加了，而且是主要审查者，各种普查汇总数据都是我上报。我在统计局的同事和我都深有同感：有时上报数据简直有犯罪的感觉，弄虚作假，欺骗国家，但各级领导为了政绩，玩弄统计数据于股掌之中，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比如我县历年的农业统计报表中的牲畜存栏头数是３２万只，而根据各乡上报的普查数据（已经有水分了）全县只有２５万只，最终经过各级领导授意，我县上报的普查数据是近３１万只。工业普查失真更不用说了。”

这位朋友说，人口普查虽然他没参与过，但估计误差会非常大，比实际数据要小许多，因为数据太大，说明你这个地区计划生育工作没有搞好，如果与历年统计年报出入太大，领导肯定要“一票否决”。他庆幸自己调出了统计局，不用“犯罪”了。君不知，各地提出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靠什么发展，就是靠统计，扶贫成绩也全是靠统计数据。“所以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我从来不当真，因为他们公布的主要数据是根据我们各地报上去的测算出来的。” 　　

任何统计对中国这样的国家都很难准确的，特别是人口统计。目前，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查漏补缺工作已接近尾声。四川《蜀报》报道，１１月底以来，他们的记者连日来对成都市二环路周边３个组２６家独家小院进行抽查后，发现２６家独家小院的２４８人竟然８６人躲过了这次人口普查，这８６人均是外来人口。

记者抽查的这３个组分别是成华区保和乡东桂村２组、圣灯乡跳蹬河１组以及金牛区保照村４组。这些地方的１４８名外来人员中竟有８６人躲过了这次人口普查，占外来人口一半以上。他们为什么要躲避人口普查？

原来他们都没有办理暂住证，一则怕登记后，派出所根据这个线索来清查暂住地。二则有时是公安人员配合调查员夜间普查，这些暂住人员担心被查出，便躲开普查员。

这些外来户躲避普查，一般由房东作掩护。房东面对普查人员，只登记已加人或少登外来人员。当然，一些没办暂住证的外来人员一旦知道自己所在区域的普查时间，就四处游走或外出散步。

１１月以来，许多媒体报道湖南人口普查“漏登千万人”。为此，《人民日报》发文说，之所以有种种误传，之所以“摸底”数据偏低，是因为“湖南外出务工人员６００万人，根据《普查办法》规定，这不属于湖南登记范围。二是少数基层干部对人口普查政策理解不透，不愿意据实上报，此外，个别地方也确实存在人为干扰人口普查的现象，如在普查期间，对外来流动人口收取治安费、暂住费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前期摸底工作… …”

湖南并不是人口大省，竟还有一千万的数字争论，其他省份可想而知。

似乎整个民族都为人口数字捏着一把汗。一位大学生这样说。人口普查本身是件好事 ，只是担心最后数字会太惊人。

　　　　 传统文化与“黄祸”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社会关系和家庭文化造成了现在的人口状况。中国乡村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是很激烈的，在那里没有永久的朋友和亲人，却有永久的仇人。为了一条田埂，几尺的宅地，几根秧苗……远亲近邻可以大打出手。而在那死水一潭的地方，各种关系恒久难变，结下仇梁就是一辈子的事。

因为没有公正法律的制衡和宗教力量的发泄和抚慰，很容易形成强势就是公理的局面 。所以家族鼎盛者“不吃亏”。亲人构成了战斗的一方，但“亲”是有远近之分的，远亲之所以可能成为仇敌，就是因为亲得还不够，最亲者何人，儿子。但有了儿子，数量不多也不行，儿子少的要被儿子多的欺，这是铁定的。什么也不如这样的场面解气，与村中人发生冲突了，呼啦啦从屋里钻出兄弟七八个，条条是汉子，看南邻北舍，谁人不惧？

中国农村中最难缠的宗族说白了就是儿子势力，儿子最多的那个，老了就能当宗族头领。

扩而广之，千年大国曾经朝代更迭，小国分立，一个国凭什么立足？就是要兵多将广，因而辖下要百姓众多。毛泽东当时为什么批马寅初，并不是因为他与马尔萨斯有牵连，因而违背了革命导师的教导，毛泽东向来很灵活，并不特别在意某些有实用价值的观点与圣哲有抵触。其深层原因是因为马寅初破坏了他心中的宏图伟略，这是与古来有作为的领袖相似的意图，即物阜民丰，人烟稠密，军队因而有用之不尽的子弟。这是缺枪少药的大陆革命者与包围他们的帝国主义和各种势力抗争、即“以绝对优势打歼灭战”的根本。

时代变迁，现在的经济腾飞和军事的决胜早已不靠人力，人口过剩反而成了停滞一个国家的最大力量。

据大陆有关部门统计，８０年代，大陆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１.５亿，约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