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事件本是一起由天津警察抓捕殴打法轮功学员引起的“官扰民”事件，作为受害的一方，法轮功学员并无任何过失，在投诉无门的情形之下，集体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本属于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上访行为，当时，国务院总理朱容基也是将其纳为民间纠纷，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

　　此时的江泽民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却并不具备中共前两任领袖的权威，国家重大决策尚须中央高层集体决定，出生低微而又毫无建树的江并不安与此，一直在寻找机会企图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以江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集体领导变为江独裁，于是，中南海事件便成了在几十年政治权力斗争中滚爬出一身老茧的江泽民认准的突破口。

　　从一开始，江泽民就中南海事件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领导人写信，火烧屁股似地惊呼乱咋，危言耸听，在中央尚未作出明确决定之前，公然违反党政纪律和国家法律，直接调动政法和宣传等部门，滋扰法轮功学员、为大规模镇压造势，一直到七月二十日公开镇压，所采用的完全是搞政治运动惯用的手法，期间并未得到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在造成既成事实之后，再迫使个别国家领导人公开表态。

　　至此，一场牵动上亿民众的全国性镇压运动竟在江泽民一意孤行之下展开了，其凌驾于党中央集体领导之上的阴谋已然得逞，从那以后，江泽民俨然一副九五之尊的作派，而其他中央领导人虽各有主张，但却未能制止江违反党纪国法、残害无辜百姓的暴行，从而造成至今已有近两百位法轮功学员被害致死，成千上万的法轮功群众遭受酷刑毒打、凌辱迫害、关押劳教、妻离子散、失学失业、流离失所，一时间，中华大地黑云压城、群魔乱舞，到处弥漫着浓烈的血腥暴虐、天怒人怨。

　　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政权原本一直经历着巨大的信任危机，民众需要的是抚慰遭受创伤的心灵，加上社会道德败坏、贪污腐败严重，此时的中共当局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最需要的就是重塑政府的道德形象和信任机制。其间，中国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中共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占少数；另一类是对当局和现实不满者，包括绝大部分下岗工人和农民等，占多数；第三类是不问政治，安于现状、与世无争的群体，此类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而修炼法轮功的群众正是属于这第三类的一大群体，中南海事件虽然参加的人数众多，但与六四事件性质完全不同，法轮功学员从未有过任何政治诉求或主张，他们多为退休年老体弱或追求独善其身精神境界的人士，法轮功以真善忍原则为本，重在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水平，其本身也与政治无关，而且，法轮功自传出以来带给人们身心健康所产生的社会积极效应，也得到过一些政府部门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赞赏，然而，正是这个中国社会最本分最安定的群体却被江泽民推向了政府的反面。

　　随着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群众达近两年之久，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进京上天安门请愿上访无门，上亿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已对当局彻底失望了，其中不乏曾为中共政权历经枪林弹雨、立过汗马功劳的功臣和在中共教育下成长对其怀有感情的人士，之后，江泽民眼见镇压成功无望，挑起“百万签名”、“揭批法轮功”的群众运动，对非法轮功学员但持同情态度的民众也进行威胁、压制、甚至迫害，将打击面扩展到全国有良知的民众，至此，江泽民彻底断送了中共政权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信任和希望。

　　正如法轮功创始人在当局公开镇压之时发表的“我的一点声明”一文中所指出的：“我希望中国政府及领导人不要把法轮功群众当成敌人。无论怎么说，全国人民都对法轮功有很深的理解，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会使人民对政府及领导失去信任，对中国政府失望。”

　　有消息指在今年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领导人称对法轮功的镇压造成民族的内部分裂，其程度不亚于美国的越战争议和种族歧视民族创伤，这种比喻显然一点也不过份，而且有甚于此。如今，中美撞机危机、六四真相文件、逮捕大陆和海外知识分子、以及江西小学楼大爆炸、石家庄大爆炸未散的硝烟，还有贪污腐败、金融黑洞、贫富分化、官匪黑政、社会治安等各种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危机，随时都可能一触即发，从而导致已然失去民心的中共政权彻底崩溃，这一切不能不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所产生的恶果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政权仍然维持了十多年，而镇压法轮功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中共政权已然败象尽显，这也该值得中共领导人反省了：为维护江泽民的核心地位中共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了？！因此导致政权垮台难道还称不上是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决策失误吗？！当前，江泽民为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已然疯狂，但毕竟中共政权不是江泽民一人的天下，难道现在还不是制止江泽民滥施暴政、残害百姓的倒行逆施之时吗？！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历史的教训应该让中共领导人们清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