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春我探家時，被國安部人員帶走幾天，接受審問並受到威脅。但我使他們的願望落空了，結果他們強迫我出境，僅給我二十分鐘時間打點行裝並與父母告別。這對我父親的打擊是重大的。在此之後，當局更在我們家門口豎起巨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牌子來。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父親到中國科技大學到處找我的同學，去派出所尋人，以及在我被押送離家前他向那些國安部人說的語無倫次、不得要領的話，怯怯地站在牆角邊乾着急。

我的父親沒有能力保護我。像他這樣的人在中國不止一個。專制與蠻橫的制度使得很多人變得懦弱，而這種怯懦只會使得專制更加鞏固與長久。這是中華民族之悲劇。可惜這樣一個簡單的邏輯沒有中斷，而是惡性循環不斷。而當你向它挑戰時，面臨的便是這樣一個痛苦的結局。你必須在理念之追求與個人的利益中作選擇，有的人選擇了後者，我能理解，因爲我明白選擇前者之代價。我只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選擇前者。

父親出身於書香門笫，他的書法非常秀美。他是個熱愛生命熱愛自然的人。我喜愛花草種植的愛好是從他那裏遺傳過來的。記得小時候，父親總會在房屋前後種植許多蔬菜與花草，辛勤耕耘，含着微笑給我們展示他的豐碩成果，也爲貧窮的家庭增添了物質上的額外享受。更教育了三個年幼無知的孩子對真善美之愛。

那時候家裏雖窮，上街時連買三分錢的冰棍也會猶豫，但父親會在合肥的逍遙遊公園的花圃花兩角、甚至四角錢讓我們挑一盒象牙紅或菊花，興高采烈地回家。

一九九三年父母來美居住了近一年，父親酷愛我的農莊，開了近半畝的土地，種了五十多種作物，每天辛勞，收穫甚豐。至今，每當我去他當年種下的韭菜園去割那永遠割不完的韭菜；或去果園摘蘋果、桃子或將家裏擺滿鮮花，我都會想到我的父親，——他對我的愛，他對這自然、對這世界的愛。

在他彌留的最後一段時光，他忘不了的正是播種蠶豆的季節，那時他已難言語，化了很多的功夫才向媽媽與姐姐說清楚了他的意思，他已不能動彈，只好讓姐姐泡了些蠶豆種子，他把它們小心地放在自己的身上，以自己的餘溫來催發新的生命……。一年前，當他剛脫離了危險出院歸家時，他卻支撐着病體，爲了滿足他女兒的願望，寫下了最後的筆墨，那是用於我屋後涼亭描述我的家園的對聯：「玉湘渺渺百鳥求，古莊悠悠萬花虛」。也許，這快樂的百鳥，這美麗的萬花會到處尋找父親的靈魂，讓他飛過大洋，與他親愛的女兒相會吧？

父親在彌留前幾天還希望能看到我，他多次提到爲什麼兒子已回家多次探父，卻還不見女兒歸來？那時候他已是靠藥物維持生命了，整天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基本上不吃東西。有一次，姐姐勸他吃一些，他沒有反應。姐姐說：「你這樣子，等他們回來看見了，怎麼是好？」他忽然眼睛一亮，問道：「他們能回來嗎？」我聽說了後，無比的悲愴。我多麼希望我能滿足父親最後的願望，但是，這又是我所不能決定的。姐姐說：「權當爸爸沒有你這個女兒吧。」我也只好告訴她：不要讓父親無望地等待，只希望父親的離去比較平靜，在肉體上不要太苦痛。

姐姐不甘心，去國安部懇求他們讓我回國，國安部對我提了三個條件。大至是：其一，必須寫一個申請，保證回國後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其二，我必須把該「交待」的事情交待清楚了，否則，別指望離開。其三，進出關的時間與地點由他們定。

我不可以能接受他們的條件，在一九九八年，他們乘着我在他們手掌心之時，就提過一系列的條件，被我拒絕了，才造成今天的結局。一九九九年，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讓我姐姐做擔保人，做爲我回家看我病危的父親的條件。姐姐的處境本來就很困難，不僅要照顧父母，還有國安部夾在中間。我只好告訴她，其一，她無法擔保我。其二，國安部之所作所爲無法改變我，包括以我的家人來影響，當然，這一切說起來容易，做起來確難。當我想起我的父親時，想到這決定了我們再也不能相見了，我的心開始滴血，眼淚便流了下來……

在父親去世前，我已經做了一個痛苦的決定，一邊就是假定他已經去世，自然也就不可能再見到他。然而這一年來，他的病好好壞壞，總逼迫我接受他尚未去世之沉痛，因此就不免也產生希望。如今父親去了，該是一個悲痛的結尾，但也帶來一個新的起點，因爲從此以後，我不必再爲此面對困境，雖說痛苦與遺恨是不可避免的，但我想，我所作這一切，我和父親爲此所付之代價，意味着人們不必再飽受其磨難，讓一個弱小的人，以這種方式謝世。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也將是有人道和人性的，不是心甘情願地充當專制機器的爪牙。當我一九九八年被擋在上海機場時，我問他們：「你們也有父母嗎？如果他們病了，你們會不會去看他們？」自然，沒有一個人回答。

我多麼希望能與我父親見最後一面，了卻他臨終的心願。我會感謝他，我會安慰他，我會輕輕地握着他的手，告訴他我多麼愛他。

可是江澤民政府殘酷地剝奪了我給父親盡孝的權力，這就是展示給世界看的「中國最好的人權狀況」，這就是江主席的「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