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民族经历的政治运动太多了，政治运动历来是政府中某些人对待民众的一种习以为常的方式。在这种方式的实施中，有精心策划的意识形态上的口诛笔伐，有被操纵的所谓群众的揭发和“拥护”、参与，有“铁证如山”的证据，有对政府部门、党委、团委、工会、街道、单位、公安等自上而下的无所不在的权力体系的运用。所有这些的背后，是高高在上的最高权力者和少数人意识形态上的顾忌、霉暗的心理。建国后，没有一次政治运动不是这样发动起来的，没有一次不是带着意识形态上自我宣称的“合法性”和对所有民众观念、心理上的胁迫，而这些给所有人带来痛苦的运动没有一次不是在事后被证明是荒唐和错误的。中国政治中的罪恶不是明摆着的一件事情吗？而从来没有一个最高领导者能够智慧和宽容到足以避免类似事情的程度。我们的民族总的来说是从一个政治运动走向另一个政治运动，政治运动历来是中国民众面临的最大人祸。政治问题、政治上的道德问题、政治改革对经济的阻碍问题、“讲政治”的问题，被所有的人认为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在这个纷乱的、勉强维持的社会中，利用政治进行迫害、利用权力发财、对政治的讨厌和反感、对政治的怯懦和盲从，构成当前中国人上自官僚下自黎民百姓的不同社会心理。

中国人总的来说比以前富裕了，除了广大的穷苦农民和下岗工人，许多人都有来钱的五花八门的门路。许多门路和黑道、黄道有关，正常的国有经济奄奄一息，规规矩矩的人生难上加难。下海有淹死的，机关有舒服的，各有各的位置。对政治的不满、持久的高压和舆论钳制、物欲的满足和补偿作用掩盖和延迟着诸多社会矛盾。许多穷苦的人们、遭受冤屈的人们，在这个别人还算过得去的社会中深深感受了人生的悲苦、同类的凶残和善良的缺席。

在知识界，对文革的反思却从来没有停止。相对于学问和知识，人们感受到良知的难能可贵。文革的灾难和群众之间泯灭良知的相互揭发是有关系的。我们是否已经恢复了这样的良知？包谷问道：我们是否能够避免下一次文革？表面上，学术界有所进步，什么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等各种流派，人的尊严和权利似乎得到重视。但是，这些议论往往是理论上的，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敏感和勇气用正义和真理的标准衡量一下这个社会的不公？对于那些重大的事件、民众的苦难和权力的肆无忌惮，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沉默无语？不用找理由了，你的内心是否在自我保护和坚持真理之间权衡？你那堂堂正正的外表后面，是否有一种对社会疾苦的漠不关心和掩饰不了的怯懦？人们都佩服哈维尔和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他们在权力的恐吓面前没有放弃真理。一个人人格的品位，不完全在于他的思想、学术、自由和舒适的生活，而在于他的良心和面对苦难的勇气。现在许多知识分子真的在追寻和呼唤真理和良知，他们的文章是他们良心的令人感动的见证。确实，真理和良心能够心心相印。

对法轮功的迫害，政府已经动用了他的一切力量。每一个党员都要表态并记录在案，每一个领导和书记都要转化别人，每一个单位都得对自己的人负责，每一个街道的老太太都有监视和盯梢的责任，几乎每一个公安和国安特工都干着他那卑鄙无耻的勾当，许多笔杆子和记者在批判和造谣。所有这些恶行都是以工作的名义布置下去并得以执行的。我要问问：在你揭批法轮功的时候，你了解法轮功吗？在你搞转化的时候，你想没想真理究竟在哪里？在你盯梢的时候，你察觉没察觉到内心的无奈和不安？你有没有想想这是否真的属于你的职责范围？如果你没有负责任地想想这个问题，如果你意识到政府要求的不正当却为了工作被迫顺从，那么你的行为就很可能和文革中助纣为虐的人们一样，和那些揭发胡风、残害张志新、批斗刘少奇的凶手没有区别。人们的“积极工作”和敷衍了事促成了又一个更惨烈的文革。余杰在《毫不妥协地面对邪恶》中说，“邪恶何以畅行无阻？邪恶何以由逆流演化成主流？这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毫不妥协地面对邪恶，我们有意无意地充当着邪恶的同谋。长此以往，我们就把邪恶当作习惯、当作自然、当作生活本来的面貌”。

镇压法轮功这件事情不是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决定的，也不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绝大多数人同意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发起的每一个人都曾经有斑斑劣迹：为什么腐败这样厉害？江泽民有责任；为什么公检法这么黑？罗干逃不了干系；何作庥打着反对伪科学的旗号从五十年代开始协助制造了多少怨假错案？今天，为了法轮功，他们都凑到一起来了。就这么几个人，借助对党、公安和宣传的控制，一轮新的文革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了。

有人问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干？为什么不好好搞经济建设？ 人类历史上，总是有一些害群之马。古曰：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纣王在世的时候，为什么出来一个妲己？

其实，历次政治运动不仅仅给那些直接受到冲击的人带来了痛苦，重要的是它败坏了人的良知和对道德的信心。我们中国人已经充分地品尝了政治运动的“威力”和明哲保身的重要，对恶行的配合和纵容似乎是自保的唯一办法，我们的民族就在对恶行的顺从中走向谷底。文革后，一些良知未泯的人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更多的中国人在痛定思定后积累了在权力面前左右逢源的经验。在史无前例的市场经济、民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面前，中国人除了对权力腐败的偏好、向往和对尔虞我诈的无奈，就没有足够的勇气和道义力量去做别的什么了。为了个人眼前的利益和舒适，我们许多中国人可以放弃任何主义、自己的任何观点和所有良知，我们的未来就这么被注定了。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为什么针对法轮功需要所有的媒体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为什么大肆运用劳动教养等不合法的手段？为什么封锁来自国外的报道？既然指责法轮功破坏社会稳定，为什么不报道打死那么多法轮功信众这样“伟大的战果”？为什么广泛使用酷刑和恶劣的人身侮辱？为什么用辞退、停发退休金、下岗、开除等等胁迫法轮功信众和他们的亲属？意识形态上的造谣、强制和暴力，是一切不正当的政治运动惯用的手段。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打击，充分继承了建国后所有政治运动的经验。而这些臭名昭著的经验，只不过是那些不正义、不人道的政治运动一种恶劣的表现。

文革中许多知识分子屈服了、认罪了、悔过了，而法轮功信众没有，而且他们有那么多的人。翻翻中西方历史，真正有坚定信仰的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真正的信仰赋予人坚守良知的勇气。在法轮功这个问题上，人们在良心上明显地发生两极分化，人们对法轮功问题的态度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家喻户晓的法轮功事件使人们忙于转化、表态、坐牢、上访、同情、震惊、迫害和揭发检举。也许历史过去后，人们并不关心江泽民之流的几个害群之马可悲的下场，而只对那些由于对自己不负责任而盲目跟随助纣为虐的人感到悲哀。这些普通的人，没有真正用良知衡量一下，正如那些在文革中做错事的人们，得到的只有懊悔和自欺。而这些，在事情完结的时候，会明晃晃地展现出来，唯一受不了的只有尚存的良心。

即使在政治运动结束后，也不是所有的人对过去的事情能够进行认真的反省。文革结束后，政府不就把文革推给“四人帮”了吗？更进一步的反省就没有了。历史不会总是无谓地重复，物极必反。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看到经济和武力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决定力量，所以讲“正名”，也就是道德重建。在中国今天，政治、文化和道德已经衰败到极点，一大批法轮功信众的出现却带来一种从来没有的气象。儒家学说不是宗教，法轮功也不是，但都讲道德。一些学者断言今天也是一个新文化出现的轴心时代。新的文化历来有一种强大的道义力量，能改变人心就能改变历史，法轮功和中国的未来是息息相关的。有人说，“问心无愧是最柔软的枕头”，用你的良知和智慧而不是势利审视一下真正的现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