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政治運動都是打着「人民」的名義發動的，但其背後實際上是獨裁者霉暗的心理。這在中國大陸的政治歷史上是一個盡人皆知的慣例。對「法輪功」的鎮壓更是對這種政治權術登峯造極般的運用。
「法輪功」問題不是一種民間糾紛，它從來沒有面臨真正來自民間羣衆的指責。如果煉「法輪功」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爲什麼在政府鎮壓前從來沒有人聽說過這樣的事情？相反，爲什麼煉「法輪功」的人卻如滾雪球一般越來越多呢？對於一個具有「嚴重危害性」的功法，爲什麼江澤民政府在十九個月的時間裏動用如此巨大的人力和財力卻依然擺不平呢？
事實上，正是由於煉功人數的急劇增加，才引起江澤民莫名其妙的恐懼。但是，所有的民間氣功都長期處於政府的嚴格管理和監視中，對「法輪功」的調查在鎮壓開始前已經反覆進行了多次，爲什麼沒有發現任何問題呢？
顯然，對「法輪功」鎮壓的口實並不是來自「法輪功」本身。一旦江澤民決定鎮壓的時候，什麼「自殺」、「有病不醫治」等等才突然藉助大衆傳媒出現在人們面前。而且，在鎮壓的十九個月中，越來越嚴厲的指責不斷推陳出新，什麼「邪教」，什麼「自焚」、什麼「勾結外國反華勢力」等等，定性也由「人民內部矛盾」轉爲尖銳的「敵我矛盾」。爲了「人民」的利益，一個億的「法輪功」信衆被推向被抓、被打、被勞教、被開除、被酷刑拷打甚至被打死的深重苦難中。這不是一場典型的政治運動的圖景嗎？
於是，「爲了人民和社會利益」便成爲加強鎮壓行爲合法性的一句口號。只有把打擊對象說得極其危險和可惡，把打擊對象縮小成「一小撮」並將其和「人民」對立起來，才能證明鬥爭和運動的極端必要，才能顯示出政府對大衆和社會利益的最正當考慮，才能動員和說服所有的民衆參與和支持這種鎮壓。這難道不是以往共產黨國家獨裁者最善熟悉的邏輯嗎？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在「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年代，我們在現實生活和文學作品中製造出多少「階級敵人」搞破壞的故事！在前蘇聯，斯大林於1930年突然宣佈查出了一個龐大的恐怖分子組織。官方說，這些恐怖分子懷着對社會主義的刻骨仇恨勾結境外帝國主義，企圖促成帝國主義對蘇聯進行武裝干涉。斯大林親自設計了對這個組織的「頭目」科學家拉姆津的審訊，辦案人員開誠佈公地對拉姆津說：如果被告承認自己參與了帝國主義國家武裝干涉蘇維埃政權的準備工作，就是搶先粉碎了帝國主義的干涉，就是拯救了祖國和社會主義政權。拉姆津忠實地配合了斯大林導演的這出鬧劇。這樣，對各個經濟領域的知識分子的審判隨後在俄羅斯大地上全面鋪開。
摩羅在《犧牲人民的「革命邏輯」──讀拉津斯基[斯大林祕聞]》中說，「一面是高舉爲人民謀幸福的旗幟，一面是將人民驅趕到絕望的深淵。面對如此奇怪的事實，革命一刻也不曾感到自身的矛盾和荒唐，而是按着革命邏輯一路高歌猛進」。
打着冠冕堂皇的旗號幹着殘害人民的勾當，爲了所謂全社會或者國家的利益可以不擇手段地整治「一小撮」羣衆，在不斷打擊中強化領袖的權威，用「文革」式的宣傳和心理脅迫煽動無知的羣衆跟隨和認同種種惡行，卻把這種人爲調動的羣衆參與說成是獨立的羣衆呼聲。這就是中共統治下有關政治運動的一般規律。
在國家權力無所不在的情況下，一方面中共少數領導者的意志得不到任何制約，一方面政府完全可以掌握做表面文章必需的羣衆資源。因此，領袖們的惡行從來都不缺乏羣衆基礎，而這些所謂的羣衆基礎除了自欺欺人外從來沒有真正增加那些政治運動的合法性。這就是一切政治運動能夠得以實施又在最後被證明荒謬絕倫的原因。
今天，再提起「右派」、「階級敵人」、「反革命分子」已經不合時宜了，「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可笑的老調重談，有人就炮製出一個什麼「邪教」。這些帽子有一個相同的特點，就是指責被打擊對象在思想意識上具有不同於官方意識形態的色彩。說穿了，這裏只不過涉及一個思想傾向或者看法不同的問題。這就是中國大陸以「人民」的名義發動的政治運動所力求解決的。在中共關注的治國方略中，沒有任何事項比思想控制更重要的了，沒有一次政治運動不是爲了達到思想控制的目的，也沒有一次思想控制的企圖不是侵犯了基本的人權進而構成一種社會罪惡。
在「法輪功是某教」的鋪天蓋地污衊下，被矇騙的社會公衆想沒想過這些罪名是誰「認定」的？那些「自殺」、「自焚」事例是誰「總結」出來的？是「人民」嗎？是人大嗎？是法律機構嗎？都不是，只是江澤民自己和他操縱的宣傳機構的自說自話。「法輪功」信衆遍佈社會各個階層，他們真的有那麼大的「社會危害」嗎？爲什麼這種「社會危害」需要政府動用所有的宣傳機構進行大肆渲染和刻意灌輸呢？然而，基於這樣一個如此不牢靠的認定，江澤民就掀起了一場久違的波瀾壯闊的政治運動。這裏有沒有什麼問題？很多人似乎不在乎這些關鍵的方面，就當然地進行了「揭批」，以往政治運動的教訓已經被遺忘了。中小學生也被要求參加反對「邪教」的簽名活動，中國政府真會搞羣衆運動呢。當然，還有一些沒有頭腦盲目跟隨的人。對於這樣愚蠢的人們，何以指責政府的惡毒和僞善呢？面對民衆的昏沉，清醒的人們內心只有無盡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