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六四一役，江澤民時代的政治穩定是維持住了，但意識形態已元氣大傷，基於武力的權威迄立不倒，而基於民心的權威則渙散無餘，一般民衆雖「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實則它底氣不足，下盤不穩，已是一頭色厲內茬的黔驢了。

大體而言，目前中共面臨着兩種相反力量的左右夾擊，一是思想和信仰的力量，一是金錢的力量。

首先，思想和信仰的力量，一方面表現在知識界（社會上層）的自由主義的無形滲透，一方面更表現在民間（社會下層）的法輪功的有形反抗。

中共的意識形態部門意圖重演清除自由化精神污染的舊戲，結果，對黨內老資格的李慎之無可奈何，劉軍寧似乎是開除了，何清漣調離崗位了，餘傑在上級干預下也去不成現代中國文學館了，但他們文章仍在發表，著作仍在出版，何清漣還是得到了「長江讀書獎」。官方可以完全控制的只限於主流的大衆傳媒（電視、報紙），要完全封殺自由知識分子的聲音已力不從心，媒體的數量增長和多元化至少有助於自由主義的保存。

相比之下，作爲行動的法輪功對中共統治的衝擊遠比作爲言論的自由主義直接得多，集中得多，也有力得多。在天安門這個中共最敏感的中心部位，法輪功的非暴力抗議招致中共最嚴重的壓迫，同時也最明顯地使中共的虛弱暴露於天下；中共勉強掀起全民性的揭批法輪功運動，實際上流於形式，因爲在一個已趨向市場化和消費主義的社會環境中，全民總動員式的批鬥運動早已難乎爲繼。

過去，共產黨統治開始確立之時，他們壓迫其他的思想和信仰，是因爲他們自己有一個（排他性的）思想和信仰，所以就不允許別人相信其他的思想和信仰；如今，共產黨統治已經動搖，他們仍然壓迫其他的思想和信仰，卻是因爲他們自己已沒有一個思想和信仰，所以才害怕別人相信其他的思想和信仰。他們已無法揀起那個共產主義的舊虎皮來對抗自由主義和法輪功的大旗（批判法輪功只能採取將之定性爲「邪教」的方式，而不是通過樹立共產主義信念的方式），而江澤民的「三講」（講政治、講正氣、講學習）──共產黨信仰的最後殘餘──是無法取消李洪志的「三講」（真、善、忍）的。無論如何，共產黨人早就不會爲革命犧牲了（只會爲腐敗犧牲），而法輪功信徒卻可以爲大法犧牲；共產黨的力量在於它擁有一切（而它的虛弱也正在於它擁有一切，因此它害怕失去一切），相反，法輪功的力量在於它一無所有，無可失，無所畏，亦無所求。

其次，困繞共產黨的還有金錢的力量，一方面表現在黨內（社會上層）的官員腐敗的蔓延，一方面表現在民間（社會下層）的非法經濟的泛濫。

中共最高層欲以槍斃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副省長來殺一儆百，但黨內腐敗分子仍舊「生命不息，腐敗不止」。腐敗的廣度及高度使中共不可能真正施行反腐重手法，否則無異於政治自戕，「遠華案」的處理是明顯標誌。

中共宣傳部門壓制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和評論，但他們管得住合法出版，管不住非法出版。主流媒體可以消滅或貶低高行健，但地下或半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