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記者在展覽大廳內隨一位小講解員參觀一遍，大約一小時。他描寫道：這些小姑娘「站得筆直，嗓音宏亮，每走到一處解說詞都是非常流利地脫口而出，在講到革命先輩英勇就義時她們的眼圈總是紅紅的，嗓音一下子會低沉起來。」講完一圈後，她趕緊去喝些水，「咳嗽兩下清清嗓，準備下一輪交接。」
這麼熟練的有聲有色的講解來之不易。這些剛剛十八歲的職業中學學生，「在領到一萬多字的解說稿時她們每個人都傻了，全都要一字不差的背下來。」於是一個多月以來，「每天除了睡覺，連吃飯的時間都邊吃邊背」，並且要對著鏡子練表情。
老天不負有心人。這些小姑娘果然「一字不差」把一萬多字的解說詞背得滾瓜爛熟，能「脫口而出」。更可貴的是，在需要悲傷的時候，「她們的眼圈總是紅紅的」。這種功夫尤其不易，因爲她們每天要輪班講解許多遍，每到講解先烈時，「眼圈總是紅紅的」，這種表演水平，真是爐火純青，恐怕一般的演員都做不到。
磁帶變成人，還是人變成磁帶？
看到這裏，我不禁奇怪起來：這種「一字不差」的講解，包括語調的高低快慢都有統一的規格，何必去爲難那些十八歲的小姑娘呢？請一位播音員，灌一盤磁帶，到現場去播放不就行了嗎？
於是我又覺得那些小姑娘怪可憐的。她們實際上已經變成一盤錄音帶。所不同的，這聲音是通過她們自己的聲帶播放出來的。當然，那解說詞是儲存在她們的大腦裏，然而她們的大腦也不過就是一個「存儲器」而已，不單解說詞，而且連表情都事先儲存好了，此外不能有存儲自己思想的空間。
我又想到，如果觀衆臨時提個問題，這些講解員該怎樣回答呢？可以肯定，她們的大腦裏不可能事先輸入所有問題的答案，因此只能交白卷。交白卷，是最好的結局。如果有哪個講解員自作聰明，用自己的思想去回答，等待她的至少是批評，如果觸犯了當局某根敏感的神經，那後果就嚴重了。
大人物和小人物一樣
其實不單是這些小講解員，整個中國大陸，凡屬發表出來讓別人聽的或看的一切，即廣義的「言論」，不是都要念稿子嗎？一切新聞、出版不說了，就是大小會議的發言，也都要有稿子，務必使它不要背離官方口徑。小人物當然這樣，大人物何嘗例外？在公衆場合能即席發言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除了朱鎔基，還有幾個人？就是朱鎔基，談到「六四」時，也只能用官腔講話，而不能用他自己的語言。
用官方思想統一全國
把官方的「講稿」輸入每個人的腦袋，使大家都用官方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這件事由來已久。整個二十世紀的後五十年，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做這件事情。它的名字叫作「思想改造」。但思想在人的腦袋裏，完全受每個人自己支配，是不可能被外力改造的。不過外部力量可以把各人的思想禁錮在他的頭腦裏，使它不能表達，同時也可以強制大家只能表達官方認可的思想。毛澤東把這叫作「輿論一律」，鄧小平把這叫作「和中央保持一致」，江澤民叫作「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爲首的黨中央周圍」。
這種做法雖然不能真正使思想一致，卻足以使思想僵化，從而使社會停滯。因爲人的思想只有在表達出來之後，才能互相交流，互相辯駁，互相碰撞，互相推動，互相補充，而社會在這個過程中才能進步。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曾有短時間批評思想僵化，贊成思想解放，這才開始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但他鞏固了權力以後，馬上就用更嚴厲的僵化來要求全國都和他「一致」了。如今的「第三代」在這方面比「第二代」更嚴格。連一個展覽會的解說詞都要求「一字不差」，就超過了前兩代。
對國力最嚴重的破壞
現在人們都愛談「國力」。「國力」在什麼地方？在國民生產總值上？在人均國民收入上？在外匯儲備上？在洲際導彈上？在覈子潛艇上？在航空母艦上？這些東西都能體現國力，但都不是根本。根本的國力，是人力。這種人力，主要不是數量，而是質量，主要不是體力，而是智力，也就是人的素質——包括人品和智慧，進取心和創造力。這種力量，存在於人的頭腦之中，也就是能夠自由思想的頭腦之中。
共產黨誕生八十年，統治中國五十二年。信奉「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的共產黨，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破壞罄竹難書。不過它最嚴重的破壞，是禁錮能夠自由思想的頭腦，把人變成一架機器——這架機器只能收錄黨的信號，只能放出黨的聲音，而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不能發表自己的言論。由這種人組成的民族，能打淮海戰役，能「大躍進」，能搞文化大革命，也能跟着江澤民謾罵、敵視法輪功，他們的腦子只是個容器，裝進去的是造謠黨的聲音，發出的當然還是造謠黨的聲音。
當我們替那些天真的小姑娘感到可憐的時候，應當摸摸自己的腦袋和自己的嘴巴，它能有比小姑娘更多的自由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