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考察一下知识分子的历史，就能发现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被剥夺思想的耻辱实在不胜枚举。布鲁诺、哥白尼、索尔仁尼琴、哈维尔、马寅初、顾准、张中晓……这样的名字可以开列一长串。他们为坚守“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乃至生命，赢得了后人和历史的尊重。

然而，似乎还有一类思想者，他们原本都是泰斗和大师，都是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最有力的捍卫者。但是，在突然到来的“思想保卫战”中，他们却退守得比所有人都要快，一夜之间就背叛了自己所标榜的“自由和理想”，摇身一变成了“思想改造”的先锋，遭到后人和历史的嘲笑。

这是几个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例子：

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发言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们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恨不得把过去的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遍。”

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前，口袋里的遗书写到：“我实在交待不去（出），走了这条绝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梁漱溟致信毛泽东称赞文革：“主席此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的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之所必要。”

……

每当看到这些历史的时候，我就想，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昨天还在标榜学术的自由、思想的独立，但一觉醒来却主动地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没有合理的逻辑推理，也没有事先递嬗的征兆。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思想改造能够在一夜之间完成？

难道这些思想者的“忏悔”全部发自肺腑吗？如果他们不是自愿，那又是什么原因诱使他们甘愿放弃思想呢？

分析起来，似乎只有这样两种可能：一，这些思想者的忏悔，的确是痛改前非。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众所周知，这些大师和学者，有着成熟和稳定的世界观和学术观，其学术框架和理论体系系多年逐渐形成和打下，一夜之间全部推翻或者彻底改造，这从学理上说不过去。二、这些成功的“思想改造”只是一种假象，一种“阳奉阴违”，一种“伪忏悔”，一种武力下的“屈打成招”，或者只是一种保全的策略。

后来，郭沫若曾为自己申辩：“我那是凤凰自焚，求得再生的意思。”然而，郭沫若的至交宗白华先生对此却说：“哪里是什么凤凰再生？全是逢场作戏，支支吾吾蒙混过关。归根结底，无论郭沫若还是巴金还是什么别的人，恐怕大半都是为了保全自己，屈膝求饶。这不是什么真忏悔，而是假忏悔和愚忏悔两结合。”

宗先生一针见血。后来大量的回忆录、忏悔录证明了这一点。在回忆录中，知识分子都在为自己辩白，痛觉今是而昨非。这些回忆录尤以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和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最为典型。

看来，思想改造能够在一夜之间完成，靠的是“武器的批判”，或者说是暴力。

爱默生说过：“人的思想如果不能改变的话，暴力并不能解决问题。”暴力的确不能最终解决问题，但是，暴力的力量决不能小觑，很多棘手和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它都能在一夜之间暂时解决。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布鲁诺、张志新一样，面对屠刀、火刑架可以无所畏惧。“每一个人的身体都可以说是脆弱的，会感到疼痛的，每个人都有生理上最厌恶的东西。每个人都有一幅‘可怜的、软弱的、即使令人讨厌也很难摆脱的皮囊’”。说到底，对思想的控制和改造，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对身体的“控制和改造”。

两个儿子先后在改造中被害和自杀，郭沫若除了接受改造之外还能有更多的选择吗？

可不可以这样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通过控制生理来改造精神和思想的历史。久远的不说，自1951年以来，“思想改造”运动隔三差五一次，“知识分子劳动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五七指示”等等。再加上批电影《武训传》、批梁漱溟、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适思想、整肃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等，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其实，思想运动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并不是按照思想的游戏规则行事。茨威格说：“思想家之间的分歧只应该用思想的工具来处理。”，但是这是些什么工具啊，游街、坐飞机、苦役、坐牢和杀头。因此，很多思想者如果不在一夜之间、甚至用不了一夜就主动投降，那就奇怪了。

欧里庇德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但是，当你必须在当奴隶和死亡之间选择其一的时候，您能怎样呢？选择奴隶还是选择死亡？布鲁诺、张志新、李九莲选择了死亡，人们景仰他们，历史记住了他们。但更多的人选择了奴隶，虽然我们在情感上唾弃他们，虽然他们为自己作“毕竟是书生”的表白时我们很不屑，但是在理智上我们却不得不同情他们。

只要这个“不让人发表思想观点”的“奴隶制”还存在一天，就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奴隶”出现。让我们一起诅咒那个万恶的“奴隶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