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去上班。在瑞典北部的一家公司，我临时接待几位从中国前来购买机械的技术员。那天，我们谈到中国大陆正在开展的“打击法轮功”运动。一位北方汉子气愤地告诉我，他在农村的一位嫂子，因为不理睬政府禁止修炼法轮功的警告，仍然坚持练功，结果被吊在树上毒打示众。这位嫂子仍然不肯屈服，最后被强行装进铁笼子，押送进监狱。据说，这样的案例，目前在中国城乡越来越多。
那个美丽的清晨带给我的欣悦，就这样消失了。因为伸伸手弯弯腰练功，行使自己对身体的支配权，一位女性就被当做动物关进铁笼子，这样叫人惊骇的事情，对在人权至上的北欧生活多年的我，所引起的心理震撼非同小可。在潜意识里，我以为酷刑折磨是中国历史快要翻过去的一页。尽管我本人在小小年纪时，就目睹过文化革命造反派吊打“黑五类”的惨状；在1989年作为政治犯入狱后，我曾亲眼见过中国看守所的可怕刑具，亲耳听见过被狱警殴打鞭笞的人犯呼天喊地，但目前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的遭遇，还是出乎于我的想象之外。
当年，从纳粹集中营的酷刑中幸存的人们，在二战胜利出狱后，不少人选择了自杀，他们觉得生不如死。因为身体的不受侵犯，是一个人能够维持自我尊严的最后领地。当一个人受到惨无人道的、羞辱性的殴打残虐，尽管生命幸存下来，个人的尊严却被撕得粉碎，他们无法摆脱梦魇般的记忆。
在我们中国，从肃反到文革，多少遭受身心残害的人也选择了自杀，因为身体这一块最后的领地被侵犯了，人格尊严不复存在，他们因此失去了继续做人的信心。今天，酷刑拷打在中国如此猖狂地卷土重来，竟然是在人们迎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一些人有权对另一些人施以酷刑，这本身就是社会腐烂的脓疮，是社会法制不健全、人性不文明的证明。一个国家的人民被酷刑折磨，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和统治者不保障他们的身体的尊严。为此，从制度上着眼，我们首先要质问签订了《人权公约》的中国政府：怎样承担保护公民的责任？怎样切实执行“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的法律？
表面上，中国法律严禁肉刑，但在实际上，统治者有法不依。因此，善良的人们要锲而不舍地过问，要求中国政府进一步立法、切实执法，追究滥施刑罚的凶手的罪行，如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员罪，从而改善人权状况。
那些滥施酷刑的专制机构工作人员，他们本来和我们一样，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是什幺驱使他们毫不内疚地执行这些丧尽天良的任务？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首先，他们是由专制机器筛选出来的，是相对来说比较恶劣和愚昧的人；然后，在权力的诱惑腐蚀下，他们形成了具有攻击性的变态心理。
在《死亡营的日记》里，陀思妥也夫斯基分析酷刑说：“暴行是一种习惯，它的本性是发展的，最后它就发展成为一种病态。我认为，哪怕一个最好的人，由于习惯的缘故也可以变得粗野，失去理性到野兽的程度。”执行酷刑的人，他们在统治者的指使和纵容下，在习惯性侵犯他人身体时，感觉到权力的威力与发泄兽欲的甜蜜，人性因此离他们远去。可悲的是，他们在虐待他人的同时，也侵犯了自身的人格尊严。
如果这些人的天性完全是魔鬼，那幺，最好的人权教育也毫无意义。然而，绝大多数为统治者效劳的人，既不是天使也不完全是魔鬼，这样，反对酷刑的人，为人权奋斗的人，才有可能通过监督、抗议、批评乃至惩罚等手段，限制他们暴力的欲望，引导他们的人性复苏。
对于中国卷土重来的酷刑，无数冷漠的、从不为人类尊严站出来说话的人，也应该承担连带责任。正是因为他们的沉默、他们的不过问、不抵制，统治者和虐待狂才能够为所欲为。冷漠的人们，是铺在专制者脚下的红地毯。
只有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受害者还是其它尚未受害的人，都坚决拒绝沉默，都坚决拒绝容忍暴力，酷刑才有可能不再在中华文明的土地上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