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铭”在来自纽约的这篇文章中指出，从中央党校课题组的调查看，地方市级党政官员对影响大陆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的回答，二千年集中在五大问题上：腐败、国有企业、收入差距、下岗失业、农民负担；二千零一年的类似调查，党政官员依然认为腐败是社会形势中最严重的头号隐患。

文章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目前当局实施防治腐败的措施历来最多，惩治腐败分子的力度最大，但是全社会的各类腐败特别是系统性、单位性、集团性的腐败愈来愈严重，涉及的金额愈来愈大，不正之风愈演愈烈。

作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也都有腐败现象，但像大陆这样铺天盖地、前仆后继则不多见。

官方数据显示，在一九九七至二千零二年间，各级人民法院处理了十一万八千多件政府官员的犯罪案件，涉及贪污、受贿和挪用公众资金等，对十八万八千多名贪官实行了法律制裁，其中包括十九名省部级官员，三百多名厅局级官员，二千零三十一名县处级官员，这还不包括大量的在党内处分的官员。

从案例看来，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大陆处处有贪官。

据《半月谈》杂志去年年初披露，大陆有四千多名盗窃国家资金的嫌疑和利用职务受贿的官员逃往国外，共带走五十多亿元人民币。作者相信，这项统计显然大为缩水，因为经由远华公司洗往海外的金钱，就多达五百亿人民币。

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近年来每年都有二、三百亿资金流走外国。

另一名金融高层官员估计，二千年和二千零一年的资本外流数量比上述数字有了令人震惊的增加。许多中共官员都把子女送到美国、加拿大、英国等西方国家读书学习，将资金转移到他们子女的账户上。有些官员怀揣几本护照，甚至在海外买了豪宅，就是为了一有风吹草动逃离大陆。

文章指出，在大陆，贪官丛生的有两个“重灾区”，一是国有企业，二是各地海关，前者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后者把持着进出口、退税大权。二千零一年被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的一百二十多名在逃犯罪嫌疑人中，有七成为国有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财务人员。

文章说，大陆的腐败从规模、性质、犯案的手段，已越来越严重。在国际组织的评估中，大陆的腐败名次似乎越来越往前挪动。

作者说，官僚腐败不只危及人民对于共产党的信赖，更阻碍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

作者分析说，大陆反腐口号响亮，但却无法遏阻官员贪腐，根本原因是不能正视腐败的根源。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即明确指出：“解决腐败问题的重点是透过制度建设预防腐败，反腐败是治标，防腐败才是治本，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是从制度入手。”胡鞍钢一语道破，大陆贪污腐败是体制上出了问题。“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权力一元化的程度愈高，腐败的需求愈大。如此简单的道理，北京当局硬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