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浩成说，共产党的祖宗、马克思都清楚地指出，言论与行为必须严格地加以区分。而现在把“以言获罪”立法，第23条将成为挂在每个香港人头上的一把剑。
于浩成说，中国有句古话“轻诺者必寡信”，他们常常拍胸脯说，我们的话是算数的，但是，他们一旦掌握了香港，便拉下了伪装，一切都不顾了，什么“一国两制”，他们一直是用欺骗和暴力两手来做事的。
温辉说，23条有什么“泄漏机密”罪，当年，我有个朋友传真从国内给《争鸣》发了邓小平的讲话，就给判了12年刑；同时，一位知名人物来香港带来了同样在国内流行的邓小平的讲话，却一点事都没有。什么“泄漏机密”罪、“颠覆”罪，第23条是扼杀香港人和中国人的绳索。
黎成信说，不好的政治就有不好的经济，而有枪就有一切是最不好的政治，因为你不必去把经济搞好，他们也不会真正关心香港的经济，其实香港的经济从1981年就开始变坏了。
黎成信说，国内的水份是很多的。当年中国最差时期，1952年国内经济增长率是19·4%，1958年是22·3%，最近是8至15%，怎么敢相信这样的数字呢？其实，按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实际的经济发展指标是经济增长率必须扣除通货膨胀率，国内的通货膨胀率是一个不发表的未知数，所以，难免“越高的数字就越让人担心”了。
美国亚太裔劳工联盟旧金山负责人周礼樵说，工会活动是国际上都公认的，现在香港街头示威游行中有70%是工会活动，因为工会的主要诉求就是用示威游行来实现的。现在23条立法，我们工会的存在本身就会被说成是“煽动罪”、“反对国家罪”。想想国内“下岗工人”连示威游行的权力都给剥夺了，他们是“危害国家”吗？到底谁在危害国家？所以说，“23条是恶法”！。
法轮功代表曾勇说，香港和大陆的不同在于“一国两制”，法轮功曾是一国两制的试金石；今天，第23条变成了一国两制的试金石。想想看，3、4年前，法轮功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成功的民间气功，就象在今天的美国，人们可以自由地和平地习练。而在大陆，只因为某个有权势的江某的好恶，就可以栽赃陷害，什么“自焚”、“自杀”、1400例等等罪名一罗框。
曾永说，我们好像又回到了1999年10月，江某在法国第一次推出“邪教”说法，人大在同月份紧跟著立了所谓的“邪教法”，用来镇压法轮功，罪名不讲实质上犯什么罪，只是所谓的“妨碍法律实施”罪，还可以是死罪，至今有500多人有记录被迫害致死，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今天他们推出第23条，就是“邪教法”的延伸，但是，那是用来镇压香港人民的。
港澳民主联合会负责人赵成恩指出，政府的一系列动作，其实已经在做高于香港基本法的事了，他们也不顾香港有签署和遵守国际人权公约的义务和承诺。
赵成恩说，人们以为香港人民只会明哲保身，这是错误的。其实，香港人在自由社会的时间最长，对自由社会的优越性感触最深，对什么叫“公民”理解最全面。我们对政治的容纳力是很强，但是，当遇到23条这样危害香港人民利益的事，我们会站出来的，昨天六万人的香港大游行就说明了这一点。
柏克利大学中国香港研讨社主持人王咏怡说，几个月前，当我们一些香港学生听到第23条立法之事，经过研讨社讨论，大家都认为23条是危害香港人民自由的。所以，我们自发地联络世界各地的香港学生，并设计了一个签名网站(www.ocf.berkeley.edu/~shkca)，来共同反对23条。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么多团体都在关心香港人民的前途，特别是知道了有一个全球反对23条立法联盟的存在，我们几位都很受鼓舞。
王咏怡说，我们站出来是为了大家的利益，为了香港，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这次香港有六万人大游行，让我看到了我们香港和我们中国的希望。
柏克利大学香港学生会前主席Zeph Cheung代表学生会发言说，我是香港学生，我们大学生是要用良心去做事；第23条中政府用模糊的字句，特别是没有白皮书具体条文，来限制香港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其实，从董建华限制法轮功的所为，就在一步步地压制我们香港的个人自由，“一国两制”怎么可以不算数呢？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