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回歸前，我已經有了一份不錯的職業，但父親無任如何要我們移居國外，父親告誡我們的一句就是「共產黨從來是說話不算數的，過河就拆橋」 。
移居國外後，我懷着一顆公正的心態，觀察「一國倆制」的實行。開始的倆年，總體不錯，我開始懷疑父親的沒有用長遠的眼光看待共產黨，或許共產黨也在改變自己。父親用他蒼老的聲音「走着瞧，時間是最好的見證家」 。
九九年，「法輪功」事件成了「一國倆制」的試金石。正當我慶幸中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遵守諾言的時候。董建華莫名其妙的講話，海外和臺灣的「法輪功」信衆被禁止進入香港，場地租用申請被拒，中聯辦「阻街」等一連串事件到現在香港23條立法。使我從謎惑，懷疑到清醒。我還是慶幸自己能離開那片熱愛的土地，但我又爲香港人感到焦慮，因爲良心正在被侵蝕。首先感謝我父親讓我免遭肉體的痛楚，第二，感謝「法輪功」信衆，他們讓我免遭思想上的奴役，看清共產黨的本質。
香港父母官請三思，香港民衆請清醒，香港23條立法將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手法第一步。枷鎖在身，後患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