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和“上海帮”的十三年治国
 
陈破空
 
2002年12月29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十六大”召开,中共高层大换班,从“第三代”,过渡到“第四代”。江泽民效法邓小平,以渐进方式缓缓退位,随之缓缓退隐的,是整个“上海帮”的斜长影子。

江泽民和“上海帮”自称:他们执政的十三年,是四九年以来,“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社会最稳定的时期。”自喻“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总结的依据是:这十三年间,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9.3%;国民生产总值跨越8个万亿台阶;经济总量已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排名也由第十位跃升到第六位。云云。

然而,他们没有提到,中国这十三年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若干有利的条件和机遇: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及国民经济的高速成长,为日后打下坚实基础,留下强劲的增长惯性;香港回收前后十几年间,所发挥的巨大窗口作用,实际充当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东南亚地区爆发金融风暴,更多外资转向流入中国,为中国经济注入支撑力;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加速转移,使中国大获其利;等等。

“上海帮”治国十三年,具有明显的上海特征。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应该说,利大于弊;对中国而言,则一言难尽。

首先,上海人重秩序,尊威权。这一特质被引进中共高层,使中共党内的决策更多理智,而渐少情绪。从党内来看,人治的痕迹得到一定程度的淡化。党内民主有所提升,党内制度有所加强。“十六大”,是迄今为止,中共历史上最有秩序的一次“权力交接”,正是“上海帮”对中共的最大贡献。

其次,曾经有较长半殖民半买办历史的上海,是中国资本主义烙印最深的地区。历届上海官僚,都惯用资本家手法管理上海,臂如以“改善生活”来收买民心。这一手法也被“上海帮”搬进了中南海,他们一再给三类人加工资,即:国家党政干部,或称国家公务员;部队官兵;高级知识分子,尤其大学教师。于是,在相当程度上,“上海帮”有效地控制了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的这三类人。

再次,上海人惯于谨慎,严于管理。这一特点一经中南海发挥,便使整个中国变成了一家庞大的股份制公司,责任与利益同时落实到各级“主管”(干部)的人头,这种金字塔似的梯级管理,从另一种角度强化了共产党的“万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实际上,“上海帮”挽救了共产党。

笔者早就断言:训练有素而纪律严明的上海人,搞资本主义,能搞出最好的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能搞出最好的社会主义。捏什么象什么。“上海帮”控制的十三年,生动地体现了这一规律。一些明显的成绩是:城市基础建设得到较大改善,全民教育程度相对提高,部分民众生活得到若干实惠。与此同时,整个中国,已经明显地“上海化”。

然而,发展,是一个全面的概念。仅仅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政治改革与社会进步,只能称得上局部的片面的发展。或导致历史的扭曲,或制造国家的畸形。彼此制约的结果,反过来,也使经济领域呈现病态。

上海人的缺点,以自私、狭隘、小气而著称。上海市侩,精明而不高明,善管理而不善经营,目光短浅而缺乏远见卓识,虽善投机钻营,却毫无胆识魄力,这些负面的特性,经“上海帮”弘扬后,整个中共高层,变得空前的平庸和短狭。十三年下来,较多表面的功夫,而殊少制度的改造。不仅国家总体民主进程严重倒退,更给“第四代”领导层留下大堆复杂而棘手的难题。

其一,难以置信的是,相对于八十年代而言,“上海帮”执政的十三年,恰恰是经济萧条的十三年,竟一直没有摆脱“市场疲软,内需不足,通货滞涨,物价下滑”的恶性冷经济循环。反观胡耀邦赵紫阳执政的八十年代,类似周期最多持续一、两年,即被打破,而代之以新的繁荣。

其二,十三年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空前而惊人地扩大。就在“西部大开发”的嘹亮口号声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却越来越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据统计,西部地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78年的16.8%,下滑到2001年的13.6%,分别比东部和中部地区低45.9和13.3个百分点。农民生活水平严重倒退。从2000年开始,城乡差距重新退回到1978年以前的水平。

城市下岗失业空前加剧。城乡失业率,合计高达20%,创下“世界之最”。

其三,因为内需不足,“上海帮”一直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大肆举债,人为制造需求以支撑生产,进而支撑国民经济的表面繁荣。1997年,国家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0.78%,到2001年,即上升到2.62%,今年则进一步跃升到4.3%。相应地,政府债台不断高筑,表面债务已高达近国内生产总值的20%,但算上银行坏账和国企员工社会保险开支等隐性负担,实际债务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70%。之外,房地产出现类似92年的新泡沫。今年1至8月空置商品房比去年同期激增14.1%,直急得朱镕基大声喊“停”。

其四,“上海帮”多次为银行系统注入钜资,企图冲洗呆帐坏帐,却不料愈冲愈坏,如今,整个银行系统的呆帐坏帐已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0%,金融危机的各项条件完全具备,随时等待一触即发。这场迟早会爆发的中国金融危机,将在多大程度上摧残和改变中国,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全面爆发的危机,将促使老百姓争相挤兑8万亿人民币的存款;将吓跑450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将导致人民币汇率的彻底崩盘;类似拉美经济崩溃的悲剧势必在中国上演。

其五,“上海帮”拒绝政治制度改革和抱残守缺的结果,不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看,都使中国官场的腐败达到了人类历史的极点,在“愈反愈腐”的怪圈下,层出不穷的中国贪官污吏,比许多国家加在一起的全部犯人还要多,比一些小国的人口还要多。

其六,由于“上海帮”气量狭小,缺乏大格局,在两岸关系的应对上,频频失策,导致两岸关系空前紧张,统一进程遭受极大挫折和倒退。而为了追求所谓“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上海帮”在国际上大唱“娘娘腔”,为了那些毫无实质意义的“结盟”,在同周边国家签订的边界协议上,屡屡退让;为了讨好西方大国,中共领导人出访时,总是伴以大宗采购项目,盲目而肆意地挥霍国脂民膏。

其七,当此和平年代,中共军费开支却连年暴涨17%以上,穷兵黩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庞大的军队,未见“保钓”,未见“保南沙”(本月初,“上海帮”首次宣布“南沙新政策”:与东南亚国家“搁置纷争,共同开发”南沙群岛),却主要用于对付自己的人民。

此外,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且日益尖锐。以“法轮功”遭受迫害,及其不断崛起的声势为例,似乎预示着“上海帮”最终必然遭到“天谴”。

在“上海帮”的带动下,中共党内的“关系学”,裙带风,帮派意识,山头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臻于极至。新“选”的九名政治局常委中,六人属于江泽民的铁杆人马,包括因涉嫌“远华”腐败案、在民间臭名昭著、却始终受到江泽民庇护的贾庆林。而逼退六十八岁的李瑞环,由几乎同样岁数的罗干取代,已足见中南海权力倾轧的惨烈与无情。

“上海帮”人为制造歌舞升平的“盛世”气氛,每每用康雍干盛世自比,以欺大众。这种做法,符合江泽民个人极强的虚荣心。但透视这种做法,也表明,“上海帮”公开承认他们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延续。江泽民自我安置“太上皇”地位,是对这一封建专制政治的形像诠释。然而,正如康雍干盛世最终消失,代之以晚清的凄凉结局一样,“上海帮”精心涂抹粉饰的所谓“中共盛世”,也必然不会长久。

说到底,江泽民最大的本事,就是维持了现状。然后把成堆问题,一古脑甩给“第四代”。有人说,即使江泽民退位,“上海帮”仍然还会影响中共,以至影响中国。但笔者断言:未必!正如上海滩“人走茶凉”的炎凉世态一样,不管“上海帮”如何地机关算尽,遍地布局,随着江泽民逐渐退位(不可能永远不退),“上海帮”也将逐渐式微,最终了无痕迹。

在党内人望崇隆如邓小平者,因久而不退,都引发民众“不耐烦”,以至于在八九学潮中,“下台!下台!”的呐喊声在全国各地响彻入云。在血腥镇压学潮之后,邓小平自知“讨人嫌”,遂于当年年底主动辞去所有党政职务(即两个“军委主席”)。

资历浅薄、建树无多的江泽民,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模仿邓小平,续任“军委主席”。如果一次性全面交班,江泽民至少还可以在中共党内留下美名,不料其权欲熏心至此,愚蠢至此。古人云:“老而不死是为贼”。江某乐于开历史倒车,可以断言,其下场必然很惨。几番苦心经营,恐怕:“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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