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直强调中国的人权问题是自己的内政，不容他人置啄。有人把这种向外国元首或国际组织投书的现象视为"告洋状"，或者称为"挟洋自重重"。也有把美中两国在这方面的交锋称作是一种两国政治较量中的"人权筹码"。的确，按说中国的人权问题，理应请中国的司法机构社会组织来关注、解决，即便是个一党专政的人治社会，那中国人也应该是给中国执政党和自己的领导人写信呼吁或者上访请愿才是，为什么偏偏要向外国元首或国际组织写信呼吁？尤其是要向被中共视为头号国际"敌对势力"的美国总统写信呢？

中国人何尝没有给自己的"英明领袖"和"伟大的党"写信呼吁，或者直接到政府有关部门上访陈请，除了极少数被选为典型的案例象中了"六合彩"，绝大多数是陷入了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泥牛入海无消息，甚至投书或者上访的人被打成"闹事者"送去劳改，象法轮功更是被打成"邪教"，遭受非人的残酷镇压。实践证明，给自己国家领导人写信，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遭受打击报复，甚至遭来牢狱之灾等更严重的迫害。所以，在中国如果能够循正常渠道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美国总统断然不会收到如此多的这类信件，只是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才不得已向中南海的贵宾外国元首求助，因此，从"逼上梁山"给美国总统写信求助，实际上也可见中国人权状况之一斑！

此外，每次美国总统或美国政府提出人权问题或要求释放的政治犯、良心犯名单后，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共在本质上践踏人权的制度性问题，但北京当局还是不得不作出一些姿态，以表示"给面子"，由于国际现实政治的格局和中国文化中"挟洋自重"的传统作祟，给美国总统的信客观上就是比给中共一把手的信管用；美国总统在这方面的任何努力，不但有助于具体的改善中国人权，而且用实践证明了它是世界人权的"卫道士"，给中国人以某种希望！

从70年代末期，著名中国诗人黄翔在天安门民主墙贴出"致卡特总统的一封信"，吁请美国当局直接干预中国人权状况，到如今，有这么多海内外人士和团体就类似问题上书美国总统，给美国总统写信已经变成了一种风气。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外部世界的人权观念逐渐在中国启蒙、普及，人权是无国界的、人权与主权是并行不悖、人权甚至是高于主权的观念已经获得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觉醒的人权活动人士通过给美国总统或其他国际组织写吁请信等形式，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它改善人权，这种几近生物链的形式变成了一种模式并发挥着相当的成效，如果讲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在某种程度发生了一些变化，相当程度上是遵循着这种模式的。作为中国人，目睹这种现象，心中充满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