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上月底召开的第九届广东省人大五次会议上，“明星”人大代表王泽华掀开了这个课题的讨论，并针对去年频频曝光的“毒米”、“黑心棉”等假冒伪劣案件，要求政府解释一些疑点。
王泽华谈到了商业、金融、消费等领域存在的信用问题，但把重点放在政治与法治领域的信用危机上。他指责部分官员不讲信用，政策朝令夕改，甚至欺上瞒下、贪赃枉法，并批评司法“重审判、轻执行”，导致人们普遍视法律为儿戏。
政府常常带头失信
从一些层面来看，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信用危机，确实和政府脱离不了关系。说得宽容些，执法不严、法律漏洞过多，让售卖发霉大米或害人假药、建造“豆腐渣”大楼或大桥、骗税等活动的利润远远超过风险。说得坦白些，带头失信的经常就是政府本身。厦门、湛江、汕头等地前几年曝光的走私案都涉及大批的政府官员，甚至整个地方政府。广西南丹煤矿透水，出现受贿的县领导人封锁新闻、蓄意隐瞒的情况。当权者树立了坏榜样，结果恶质文化就这样一层层往下扩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套王泽华的一句话，“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无诚无信，严重干扰和破坏了社会政治秩序”。
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
政府官员造假，有其制度上的因素。缺乏制约机制的官僚体系，本质上就是滋长不良作风或文化的温床。不过，把一切归咎于制度上的缺陷也不尽公平。在许多时候，信用危机其实和中国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相对薄弱脱离不了关系。
广东的出口重镇东莞每到春节就经常发生雇主不按时发给外来工人工资的纠纷。按一些雇主的说法，他们并不是要故意剥削劳工，而是担心一次过把工资结清，工人回家乡过年后可能一去不返，开了年会临时找不到熟练工人开工。
同样是信用的问题，这就和贪官污吏扯不上边，而是因为雇主担心工人失信所以自己先失信造成的。由于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因此就无需负起受到信任的责任，社会出现信用危机也就合情合理。
于是我们看到，商品可以假冒、欠债可以死赖、学术著作可以抄袭、上头的政策可以有下头的对策化解。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生意伙伴之间、社会大众和知识分子之间、人民和政府之间，必须利用种种办法，耗费种种资源来探测对方的意图和动向。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即使可以在某些时候因为失信而获利，却注定要在更多时候因为其他人的失信而蒙受损失。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把美国、日本、德国归类为高信任度国家，韩国、意大利、中国归类为低信任度国家。他认为，高信任度的国家易于产生私营大型公司，而低信任度国家则因为经济合作受限于血缘考量，所以只能形成私营家族企业。信任度的差异因此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高信任度国家有条件孕育大规模私人的高新技术产业，低信任度国家往往只有生产流水线相对简单的小型家族企业，和低效率的大型国营企业（因为政府需要介入来填补缺乏大型私人企业
的空白）。
然而，社会普遍缺乏互信，个人、企业、官员在他人眼中缺乏信用又岂只是个经济问题。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就不可能相互产生关怀。对内，这样一个社会注定要充满戾气；对外，由于任何的爱国主义都是源自一种爱自己、而不是爱群体的情结，因此这样一个国家，很容易落入以阴谋论来解读外界行为的巢臼。而这些，不正是中国今天必须避免陷入的陷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