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4日晚，這個縣的縣委書記杜保乾因濫用國家扶貧款，收受賄賂賣官被拘捕。
在盧氏，杜保乾曾是個說一不二、威震一方的人物。此地有民謠道：「打開電視不用看，裏邊全是杜二蛋。」
說起杜保乾的倒臺，盧氏人至少會提到3個人。
「扶貧款沒用在該用的地方，全貼到了當官的臉上」
到盧氏縣的頭天晚上，一個當地人就跟我說：「是胡震傑打響了揭露杜保乾的第一槍。」
胡震傑，河南人，1998年5月，任南京《週末》報特約記者。他給我描述第一次到盧氏的情形：
「我本來是到靈寶採訪，採訪完了，一個同伴說要到鄰近的盧氏縣看個朋友，於是我們就一同乘車前往盧氏。
「汽車沿着蜿蜒的山路駛入盧氏境內時，我不由得大吃一驚：一路上立着一看就造價不菲的大廣告牌，上面盡是『中國××先進縣』、『中國××第一縣』之類的標語，路兩邊整齊地排列着青翠的塔柏，塔柏之間是鮮豔奪目的月季花。
「汽車進入縣城後我更是目瞪口呆，大街兩側彩磚鋪地、彩燈高掛，植滿了一行行棕樹、四季桂、雲杉……跟我想像中灰頭土臉的貧困縣完全不同，而是一派南國風光。」
強烈的反差，吸引着他探個究竟。他以報道老區新貌爲由開始採訪，採訪非常順利，採訪單位都予以大力配合。
城建委主任介紹說：縣上爲了配合形象工程，共建了7條專業街，分別是棕樹、四季桂、竹子、雲杉、柳樹、改良泡桐、黃楊球一條街。
棕樹一條街是爲了體現南國風光，共植有棕樹1800株、百日紅1800株；四季桂一條街共植有四季桂250株；雲杉一條街共植有云杉和百日紅各500株；黃楊球一條街共植有黃楊球400株、雲杉200株。上述7條專業街中除柳樹、竹子和泡桐爲本地樹種造價相對較低外，百日紅每株造價20多元，黃楊球每株造價30多元，棕樹每株造價200－300元，四季桂每株造價350元，而云杉造價高達每株370元，7條街投入了80多萬元。
縣交通局一位副局長接受採訪時說，該縣長達54公里的公路兩側，每隔5米栽有一株塔柏，每株造價是20多元，每兩株塔柏之間栽上月季花；全縣道路上共有廣告牌200多個，每個造價在數千至數萬元；道路兩側肉眼所見建築不論是住房、豬圈還是廁所，都清一色塗上紅色。
「然而盧氏百姓在談及此事時怨聲載道、激憤不已。他們爭相對我說，國家每年投入的扶貧資金都在數千萬元，這錢卻沒用在該用的地方，全貼到了當官的臉上，美其名『形象工程』。
「還有人說，那些名貴的花木，大都是從縣委書記杜保乾的老家購置的，除了價格高得驚人外，成活率也低，幾百元一株的樹就那麼種了死、死了刨、刨了再植、植了再死。死樹在貧窮的人們眼前一車車地被拉走燒掉。
「縣委書記杜保乾，每次出行都要帶上十幾輛車子，前有交警開道，後有公安護衛，側有電視臺攝像機跟隨，浩浩蕩蕩甚是威風。電視臺常中斷正常播出，取而代之的是杜書記深入農村的『重要新聞』；杜每次下鄉，都要各鄉鎮頭頭到鄉界處迎送，所到鄉村必是灑水消塵、清掃一番，跟皇帝出行一樣。但對這些，由於縣裏採取了高壓政策，盧氏羣衆敢怒不敢言。」
很快，胡震傑寫了《瞧，國家級貧困縣如此擺闊！》一文，發表在《週末》等報刊上。《擺闊》一文的複印件在盧氏迅速傳播。
「我原以爲，事情到了這種地步，會有一個妥善、公正的處理結果。可是，在盧氏縣，有關部門卻在全縣強行收繳《擺闊》一文及複印件，有人還因散發《擺闊》的複印件，被杜保乾斥爲『刁民』，關了37天。」
這篇報道，又給胡震傑引來不少盧氏縣的告狀信，反映當地一些幹部橫徵暴斂、欺壓百姓。同時信中告知，《擺闊》一文見報後，盧氏縣頓時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有關部門加緊了對羣衆的打壓和控制。他們盼望記者能再到盧氏，做跟蹤報道。
二十幾天後，胡震傑說他準備動身再去盧氏縣時，晚上8點多鐘，家裏突然來了兩個不速之客，是盧氏縣委宣傳部的人。
「他們自報家門後，就給我講起盧氏縣委、縣政府如何銳意進取、帶領羣衆脫貧致富，如何勵精圖治的政績，讓記者理解和諒解他們在開發進取中的困難。臨走時，扔下了一個用信封裝得嚴嚴實實的『彙報材料』。裏邊裝了2900塊錢。第二天上午，我以盧氏縣委的名義把錢捐給了河南省婦聯救助失學女童的『春蕾計劃』。
「接連數日，縣委宣傳部的人，每天一早就到我家談工作。同時，打電話說情的人絡繹不絕，從官員到百姓，從同行到朋友都有。『彙報材料』的分量也逐漸遞漲到2萬元、6萬元。」
幾天後的一個上午，胡震傑找了個藉口溜出來，坐上開往盧氏的班車，一路上倒了三次車，加上盧氏境內多是蜿蜒的山路，到縣城已是深夜。他找了一家旅店登記住下，準備按舉報信上的聯繫方式，約幾位知情人第二天一早見面。
「第二天早上，響起了敲門聲。我開門一看，卻是盧氏縣委宣傳部的一個副部長。之後，他們形影不離地跟着我，直到開車把我送回鄭州的家。雖然這趟採訪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卻證實了盧氏縣的高壓態勢。」
「就在他一篇篇發表報道的時候，危險已逐漸靠近了他」
在熱情邀請胡震傑去盧氏採訪的人裏，有個人叫張衝波，他是盧氏縣中藥材集團總公司生產科科長。張衝波酷愛寫作，發表過詩歌、劇本、長篇通訊等，在當地小有名氣。但他最常寫的是些批評稿，發表率很高。
1998年8月，當胡震傑第三次潛入盧氏採訪時，找到了張衝波。張陪他在盧氏的西南山區採訪後，在縣城一家偏僻的飯店剛坐下，盧氏縣強大的「預警系統」再顯神威，僅僅十幾分鍾後，縣委宣傳部長、副部長等人就到了現場。「他們一眼認出張衝波，不久，針對張衝波的一份『黨內警告處分書』就下達了。」
1999年6月起，耐不住寂寞的張衝波在因「黨內警告」沉寂一年後，又開始在河南《大河報》上發表起批評文章。
7月的一天，張衝波路經盧氏縣杜關鎮，正趕上這裏強迫老百姓拆房蓋樓，怨聲載道。張衝波忍不住採寫了《房子哪能如此拆了建，建了拆———盧氏杜關鎮小集鎮建設做法粗暴》，發表在《大河報》上，文中說：
「該鎮杜關村58歲的村民範靈芝老太太對記者哭訴：農曆四月初八，鎮黨委書記王躍文、鎮長高朝霞親自坐鎮，鎮政府30餘人強行扒掉我家一間房子。當時，七八個人拉住我的胳膊、扭住腿，把我按在一邊，房子扒倒了，才放開我。」
「她家有4間房，住着9口人，按規劃僅有1間房子需要拆除。拆1間房子沒法重蓋，4間都拆了吧，老太太家庭非常困難，又蓋不起，鎮政府多次動員拆遷，範不從。農曆四月初八，鎮黨委、鎮政府主要領導坐鎮，帶領20餘人上房揭瓦，範老太太情急之下從房內拿出借來的照相機，哭喊着說：我給你們攝個影，我要上告去。在書記、鎮長的指使下，七八個人上前拉胳膊、抬腿，一下子把虛弱的老太太抬到另一間屋中，無論老太太如何哭喊，就是堵住門不讓出來。」
文章最後道：「有關領導爲了出政績，不察民意，不顧民情，大搞短期行爲的『形象工程』，既害國家又禍百姓！」
雖然這篇稿子沒署張衝波的名兒，但很快就被人明查暗訪地知道了。夜裏，張家的樓下有人守着，陌生人不斷打來電話，誘他下樓，準備收拾他。
沒多久，張衝波又發了篇「內參」：《房子照樣扒，樓層照樣加———盧氏縣杜關鎮對與論監督置若罔聞》，引起了上級部門重視，事情越鬧越大。
張衝波的妻子回憶說：「那兩個月，他發了十多篇批評稿，眼看頭天寫的稿子，第二天就上了報，變成鉛字，他異常興奮。就在他一篇篇發表報道的時候，危險已逐漸靠近了他。」
8月6日中午，張衝波高高興興地奔郵局取前一天的報紙，上邊有他寫的批評稿。突然他接到一個傳呼，是公安局的人說找他有事。
一進單位院子，張衝波就瞧見一輛警車停在樓底下，他直接被拉到了縣公安局。趁無人之際，一個幹警悄悄透話給他：你本身沒什麼大問題，是你得罪縣領導了，準備逮捕你，那邊正開會研究呢。
張衝波趕緊往家打了個電話，告訴妻子自己出事了，沙發底下有東西，快處理掉！他愛人掀開沙發一看，嚇了一跳，裏邊擱着一大摞材料：按着紅手印的證言證詞、採訪筆記、文章底稿等等。她抓起來準備燒時，轉念一想不對：萬一將來打起官司，這都是證據啊。
一個多小時後，張衝波被押上警車。出了公安局，一路向東，進了盧氏縣看守所。
「弄了這七八個月，弄個無罪！給我判3年，必須得判！」
這天晚上，張衝波的妻子一夜沒睡，一個電話接一個電話地打。她問張衝波單位的領導，張衝波到底有啥事？經理說：只怕是因爲寫文章被抓吧。因爲這事，我被杜書記叫去罵了幾回了，問我能管了張衝波不能？說衝波再寫文章，就撤我的職。我給衝波說了，衝波說不寫了。現在這是怎麼了？怪不得這兩天公安局的人像瘋子一樣，到處蒐集證據，找人談話，還不准我們問呢。
3天后，張衝波因「涉嫌挪用特定款物」被逮捕。
家人爲他請了個盧氏籍的律師。律師跑到公安局打聽完情況，嚇得連連搖頭，連話也不敢大聲說了。他們只好到三門峽市請了律師。過了半年，張衝波一案才公開開庭審理。
開庭前夜，一場漫天的大雪覆蓋了伏牛山。雪後初晴，寒氣襲人，前往法庭的張衝波坐在囚車裏，走過熟悉的街道，他說頓感物是人非，心中蒼涼。
這一天，來法庭旁聽的人比平時明顯多了，有張衝波的親朋好友，也有從鄉下趕來的老百姓，還有一位全國人大代表和一位省人大代表。
起訴書稱：1998年12月，公司給張衝波扶貧開發貸款指標30萬元，使用期限兩年，每年負責開發中藥材重點村2～4個，並輻射帶動300戶貧困戶脫貧。張用借來的5份房產證和本人的房產證作抵押，將30萬扶貧開發貸款貸出。其中23.5萬被改變投向，致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害……
律師替他作無罪辯護：張衝波沒有改變扶貧款的用途，除少量尚未貸出的資金外，餘款全部用於中藥材的開發、種植，中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