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春夏那場運動，主要是青年學生髮起的，積極參與其中的有許多優秀中國知識份子，到後期，北京市民也參與進去，並且也出現了工自聯組織。但從全國當時的情況看，中國工人階級並沒有被真正影響，或者說學生和知識份子的變革思想沒有被中國工人階級所接受。在中國，沒有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參加的政治變革運動，終究會遭受統治者的血腥鎮壓。也似乎應了那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結論。如今，中國工人階級爲了溫飽和公正進行遊行、示威、靜坐等抗議活動時，那些更有思想，更有覺悟的知識份子哪裏去了？他們已經依附於 共產黨和新興的資本家階級，他們成了改革開放和「三個代表」理論的既得利益者，甚至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將來，他們甚至是共產黨和資本家階級的骨幹中堅力量。知識份子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中，再一次成爲統治者收買和利用的工具。

作家兼學者劉曉波在《爲了飯碗和公正－－簡評大慶遼陽等地的工潮》文章中說：「在八九運動中，參與的主體是大學生和知識份子，儘管運動後期出現過工自聯，但是運動對工人並沒有形成真正的動員。而到了90年代的中後期，城市中發生的抗議、示威、請願等羣體行爲，其主體變成了失業下崗退休職工，再也見不到知識份子和大學生的影子；抗議的訴求不再是抽象的自由民主，而是實實在在的溫飽利益。之所以發生如此變化，最主要的原因在於：92年經濟改革重新啓動，在新一輪的利益再分配中，知識羣體是受益者，而城鎮工人特別是國企工人，成爲僅次於農民的最大受損者。相對於農民而言，國企職工的利益受損是雙重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利益。」

這些年來，中囯共產黨人爲地加速社會兩極分化。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景：一方面共產黨官僚勾結資本家階級，貪污腐化，聚斂錢財，主要是利用手中的權力，從國家和國有企業中中飽私囊，人們對共產黨政權的主要不滿之一來源於對共產黨各級政權腐化的憤慨。工人認爲，他們侵吞國家錢財，損害了工人階級利益，因爲這些國家財産體現在了每一個具體的企業單位，工人認爲他們才是國家和這些財富的主人；另一方面，共產黨給共產黨官僚和公務員一次又一次地大幅度漲工資和增加福利，而這些人員的組成大部分是知識份子。大學文憑、博士生、碩士生等成了共產黨和政府的主要組成部分，連原有的官僚在短時間內，搖身一變，都有了大學文憑，這就是爲什麼出現那麼多假文憑和假的「真文憑」現象的原因。共產黨官僚不僅可以利用權力發財致富，而且也可以利用權力混進知識份子階層。於是，鄧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變成了以知識份子爲主要組成部分的中國社會中產階級的形成。

工人階級在失去經濟地位（平均主義）的同時，自然也失去了政治地位，尤其是去年江澤民七一講話，允許資本家入黨標誌著共產黨在走向徹底拋棄工人階級的道路。中國工人階級對共產黨的失望在於他們的飯碗被他們的先鋒隊組織來砸碎。

在工人與共產黨政權進行抗爭時，中國知識份子將扮演維護統治者的角色。因爲，知識份子階層是既得利益者，給予他們利益並保護他們利益的是共產黨。毛澤東有篇文章《大量吸收知識份子》，其中很明確地講，是要利用知識份子爲革命鬥爭服務。也是胡蘿蔔家大棒的政策，對知識份子也不放心，要「使工農幹部的知識份子化和知識份子的工農羣衆化，同時實現起來。」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以後，歷次政治運動都在誘姦知識份子，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始終很低，而工人階級一直是共產黨所真正信賴的主體。正像劉曉波說的，「在毛澤東時代，相對於農民和知識界而言，無論是社會地位還是經濟收入，城鎮職工都是受益最大的平民階層。經濟上的平均主義使他們沒有受損害的不公平感，社會地位上的領導階級使他們有主人翁的自豪感和優越感，殘酷的政治身份歧視也基本不會波及他們。他們有鐵飯碗和各種福利保障，企業效率低下，不會對他們構成就業壓力，也就不影響他們的既得利益。甚至他們的怠工、偷懶、損公肥私所造成的巨大效率損失，也可以轉嫁給整個社會，特別是轉嫁給農民。所以，在大規模的國企改革沒有進行之前，他們的實際利益就沒有受到真正損失，而且獎金還比以前多了些。對於改革的好處，他們既沒有曾經作爲"臭老九"的知識界的解放感，也沒有私營業主先富起來的滿足感，更沒有二者的受尊敬感覺，這就導致了他們在改革之初的曖昧態度。」 （《爲了飯碗和公正－－簡評大慶遼陽等地的工潮》）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倡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使得中國知識份子社會地位開始提高。到了江澤民時代，知識不僅代表著財富甚至成了仕途大門的鑰匙。於是，類似中國封建時代的科舉制度一樣，將統治階層交給知識份子，讓他們成爲既得利益者和政權掌門人，來維護共產黨的專制統治。翻開中國的歷史，知識份子讀書的目的就是賣給帝王家，況且「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顔如玉」，當知識份子的幻想變成現實時，他們只能成爲專制統治者的最忠實的維護者，而他們的對立面就是廣大貧苦農民。如今的歷史重演，知識份子成爲共產黨專制統治階級的一部分時，他們就要維護共產黨的利益或者對工人、農民的政治訴求持曖昧態度，他們也許冷眼旁觀，實際上他們的對立面就是工人和農民。

貧富懸殊是社會階級激烈對抗的根本因素，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是世界上最高的（估計在0.5以上），表明了中國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合理性（參見本人的《難道要進行一次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何清漣在《中國改革誰失誰得》分析說：「中國大概佔總人口（就業總人口）1%的是由國家和政府的高級領導人包括省、地、中央的這批人，國有大銀行、國有大企業，包括一些官商結合的企業的負責人構成。4%的人地位略次於上面這些人，收入也略比他們低一點。我把他們劃爲中、上層，還有11.4%的中產階級，由大學教師、中小學教師、幹部、新聞從業人員，還有技術人員構成；在城市裏有一份工作，在農村還有地種，或在鄉鎮企業工作的人，他們組成了69%的下層人；此外，14%多屬邊緣化階層，城市裏的失去工作的下崗工人、農村流入城市找工作沒有工作的農民，倫爲社會的最底層。」何清漣漏掉了資本家階級，他們應該在1%的範圍內。統治者和中產階級中的知識份子成分恐怕是主要成分。

如果像現在這樣繼續發展下去，貧富懸殊會越拉越大，社會矛盾將更加深化，必將導致全國性的工潮。許多理性學者沒有否定社會主義理論，他們認爲西方民主國家大都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知道，社會主義要求社會財富的平均佔有，自由民主要求尊重個人權利，這兩方面的要求，防止對個人權利及財富的剝奪，同時防止社會財富向極少數人傾斜。中國的工人階級鬥爭將繼續揮舞社會主義旗幟，但決不是回到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時代。

工人階級維護自身的利益不能依靠知識份子，還是要靠自己的鬥爭。但工人階級需要知識份子從理論上武裝他們，需要自己的代言人。相信，獨立的工會組織將是工人階級獨立的政治組織，在中國向民主社會過渡中發揮主要作用。在維護工人階級自身利益上，對腐敗的共產黨專制政權的鬥爭，不僅首先表現在武器的批判上，最終還將拿起批判的武器。有一點可以肯定說，知識份子依附於誰，取決於誰的力量強大。當中國工人階級逐漸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時，知識份子也必將依附於工人階級，爲工人階級利益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