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将在明年秋继江泽民后成为下一任中共最高当权者，来到了美国。他将在白宫里与布希总统会晤。副总统切尼将作为胡的东道主。与那个经常喜欢为美国听众背诵几行葛底斯堡演讲的家伙（江泽民）相比较，他无疑将会表现比较拘谨。然而，无论他的言辞是如何乏味，或者他表情示如何的刻板，外交官和情报官员、中国问题专家们都将仔细剖析胡的一言一行。外交政策的精英们将准备捧迎胡的晚宴，而美国的企业家们将列队向胡递呈名片，哪怕只是递交给他的助手的助手。
其实，把焦点集中胡的个性特制上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在中囯共产党（一党专制）统治下，又能有多少个体成员之间的差别？在看待中国政治时，我们为什么一错再错地过度重视中共领导人个人特质，夸大某个个人的重要性而同时又低估其他领导人的潜力？难道美国还要再次在中国问题上栽跟头？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胡锦涛个人是否平淡无奇。胡以其59岁很“嫩”的年纪（占据权力高位），在中国的几十年间，他比任何人都提升得快很多。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中，胡的建功立业（似乎）并没有自己任何强大，始终如一的班底。对胡的巨大帮助，主要是来源于邓小平的提携――1992年他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他流星般窜升期间的恩师是宋平――一位（政治）色彩朦胧的权臣――曾多年主管中央计划委员会及中共组织部。
胡看起来尤其像是一个（中共）党组织的人和北京（政治体制）的产物。可以确信的是，他在民间有过多年的历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下放到甘肃省农村，在那里他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共青团的领导人。此后，他在贫困的贵州和在西藏当过省委书记，并在1989年调用军队镇压西藏的社会骚动。现今中国的领导人江泽民，当时多数时间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之间，相比之下，胡的这些经验使他对中国贫穷地区有更深入的了解。然而，所有这些边远地区的供职，都成为其步步高升台阶。在胡担任西藏党委书记最后两年期间，胡实际上居住在北京，他抱怨高山反应使他不适应在西藏长时间居住。十多年以来，他已经在党中央最高层工作――主管组织部，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即成为负责人事和宣传的政治局常委。
简而言之，在胡的所有背景中没有任何反应个人创造性的建树，对任何富有活力或有挑战性的事务缺乏兴趣、也缺乏基本的领导才能。如果他去推动任何一项工作，那很可能是他的上级已经支援的东西。尽管如此，华府仍可能过高估计了胡锦涛实际将能掌握的权力。
在过去的30年，美国的最高层官员反复迷失于对中国领导人的推断。有时这种一厢情愿简直到了离谱可笑的地步。历史学家们现在认定，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但尼克松1972年破冰去北京时，他的幕僚相信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几年以后，邓小平开始接替生病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当时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对周恩来推崇备至，却贬抑邓为“卑鄙小人”。当邓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后，华盛顿又认为邓完全掌控了中国的局势。这种认识，在外交政策方面基本上复合事实，但是它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国内政治情势――邓必须在一个强势的政治大漩涡中努力与其他势力周旋。在被邓的角色迷惑之后，美国领导人忽略中囯共产党内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当时逐渐壮大，寻求改革的力量不断增长，也忽视了党内老一辈对抗改革的强大势力。其结果是：1989天安门广场的示威和接著发生的镇压，让美国官方大吃一惊。当乔治·布希总统试著在混乱当中给邓小平打电话，邓连电话都不接。
在1989年中，中共元老们期将江泽民扶上新的党总书记位置后，华盛顿的普遍反应是：江呆不了多久。“这个没有信用可言的政府很显然是过渡的” ，已经离任的美国驻中国大使温斯顿·洛德当时曾如是说。结果又错了。在天安门镇压后，中国当权者成功地压制了持不同政见者，并藉著90年代初期惊人的经济增长获得支撑。最终，当江开始推行对他的个人崇拜和自我吹捧的美化，而克林顿政府却改弦更张，决定同与与江泽民打交道，但在此过程中过高估计了江的个人能力。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问北京之前和其间，江提议开展深入的变革，包括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容忍、与达赖喇嘛谈判以及紧缩中国飞弹技术出口等，克林顿政府则以前所未有的在两岸关系上立场向中国倾斜做为回报。事实表明，江泽民即使开始有过诚意，结果根本未兑现；简言之，传说中的政治开放夭折了。
汲取过去的历史教训，在判断胡锦涛的过程中，美国人应该注意3个常见的错误。首先，全神贯注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个性，而忽视了共产党领导的集体本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常务委员会，才是确定中国的政治方向的机制。我们为什么要低估这些组织机构的角色？一方面，自由派人士好像不愿意去关注，因此低估中国还是由一个传统列宁色彩的政党在统治；另一方面，一些美国保守派人士也避免触及中共最高领导人权威一代不如一代而造成中国集体领导的特点不断加强的事实。比起江泽民，胡锦涛更不能成为一个独断专行的独裁者，他必须代表中囯共产党领导阶层，也必须对这个领导阶层作交待。
其次，美国官员和中国问题专家容易忽视共产党内，即使已经离开职务，但仍扮演幕后强有力角色的老一辈人物和军方领导人。天安门事件以武力镇压收场，党内元老扮演关键性角色，他们在许多其他重要事件上也同样是如此，并且很有可能将来仍然如此。新一代元老们，包括江泽民主席，朱容基总理和前总理李鹏，将会在多大程度上放手，胡锦涛将有多大的实权？假装明白这点的人都是在撒谎。
第三，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太专注于中共的政治精英，而忽视了整个社会里正在发生的实际变化。他们在1980年代中对中国有过误判，他们低估了西化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和中共老一辈对此的强烈反弹。对于中国新领导而言，包括胡锦涛在内，是取决于它是否将能对付中国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包括劳动力动荡的状态，乡村的抗议和数百万名中国人(领养老金者，国营企业的职工)的忿恨，他们并未从90年代的经济繁荣中受益。
如果他是“中国的戈巴契夫”，胡锦涛将值得美国如此赏识--戈巴契夫是从共产党内部出现的一个有欲望要挑战和动摇统治层并打开封闭系统的领导人物。但这在中国几乎没有机会。中共有十多年考虑苏联崩溃的教训，并且它已经致力于防止戈巴契夫似人物的出现。我们能确信它选择的那些领导人将是不会创造奇迹，只是唯唯诺诺。
从中共角度来看，江泽民的主要成就是在任期间中共表面的团结化，实质而言，就是江比他的前辈弱。在他任内──在一个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迅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幸运地保持了中共的绝对统治。我们可以设想胡锦涛，也将把优先权放在政治稳定和中共的利益上。他可以促进一些改革；有一天他甚至可能采取给中囯共产党改名的象征性措施。但是他核心是保证中共的利益和独断的统治权。
在胡锦涛访问美国期间，我们不可能期望他会有惊人之语。中共将在今年秋天举行（16大，未来） 5年的第1次党代会。胡锦涛不会想要做使自己对中共的虔诚有影响的任何事情。
我们停止个性化中国的领导，将使我们全面理解这个国家。对胡锦涛访问的正确态度，将是一个不错的重新认识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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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捷慕（James Mann），前驻北京《洛杉机时报》首席记者，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资深研究人员，著有《脸面：奇特的美中关系史》一书。
原载：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57995-2002Apr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