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父的官做得更大了，女儿却开始“窝里反”：三天两头大吵大闹：“我到底是谁生的？”最后竟闹到绝食的地步，终于惊动了总理。

周恩来喂她麦乳精，服侍她起床，给她穿毛衣，扶到镜前亲自给她梳辫子，情词恳切地说：“谁生你并不重要，也不一定有资格做你的父亲。抚养你的，对你尽职尽责的人，才值得你爱、你尊重。你长到这么大，亲爸爸还没尽过一天责任，他不配做你的父亲。”他和女儿脸贴脸对着镜子：你看我们的眉毛，看看我们的嘴，正面看不出来，侧面看都是噘噘嘴…..如果我是你亲爸爸，向你认错，你还恨不恨我？开始懂事的爱蕾决然返回中原农村。

一九七四年春节前，她接到电报进京，见到了准备做大手术的周恩来。这是父女俩的最后一次相见。周恩来用大衣将她紧紧裹住，说了一段生离死别的肺腑之言：“我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现在的政治气候还不知我的脸上什么时候被人家划红叉叉呢！一就要熬出头了，我不能毁了你的前程。

你答应我两件事：一，这一辈子远离政治，远离名利，过普通人家的生活；二，如果有一天历史非得你出来说话不可，你不要给个人恩怨压倒，要公正地理解你妈和大姐。…..”爱蕾十七岁时，成了中原某医学院的工农兵学员。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她母亲安然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爱蕾匆匆赶到北京时，周恩来的灵车已经远去。从医学院毕业后，她成了医生。八十年代，她奉调进入北京某部队，从事写作。邓颖超陪她仔细看了一遍周恩来的故居，要她把总理过去给她们（安然和爱蕾）的信件收集一下，再写点回忆文章一起交给她，看能不能把爱蕾推荐进中央文献研究室总理传记写作组。

爱蕾断然拒绝。邓颖超开始发怒，闹了个不愉快。一九八九年初，艾蓓（爱蕾）应美国新闻署的邀请短期访美，从此未归。一九九三年底，她完成了这部书稿。

官方认为她是冒牌货作家艾蓓的公开经历，和她书中的女主角“爱蕾”大致相同。她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上海。十几岁在报纸上发表第一首诗，后陆续有三十余篇中、短篇小说发表。一九八九年初赴美国。六四事件爆发时，正在参加尤他州的一个作家会议，是会上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她对记者批评中共的言论在“美国之音”播出后，知道自己的名字上了黑名单，至此滞留美国。

一九九零年，她在美国以中、英文出版了小说《红藤绿祖母》。她在文学界的朋友中间一直享有“周恩来的私生女”的盛誉。并早有传闻，她要将那一段“真实的故事”写出来。经过三年闭门谢客、蓬头垢面的辛苦写作，这部小说终于问世。

经过一番大造声势、引起轰动和争论、普遍怀疑，最后在一片嘲笑声中逐渐平息了这场风波。几年过去了，再回头来重审这个“爱恨交织的童话”，似乎并不是那样荒诞不经。书中“爱蕾”的人生道路，除了和总理的“父女纠葛”尚可争议外，仍能代表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心理历程。她的生活环境，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干部、被打倒的走资派、农村的远亲、重新起用的高干…..等一系列的家庭变迁，从社会的上流到最底层，勾画了时代的缩影。而其中表露出的对“父亲”的爱恨情结，也完全可以看做是那一代人对共产党体系既怨恨又依恋、既欲摆脱又难以割舍其血肉联系的形像写照。

一些朋友，在听到我着手写作现在这本书的时候，总要好奇地追问：“艾蓓是不是真的（周恩来的私生女）？”我本来以为，这件事不会再有人感兴趣了。看来人们只是对不可能得以确切答案的争论出现了兴趣。一旦有新的证据出现，又照样会兴趣盎然地吵得沸沸扬扬。不过，只要我们平静下心气来，认真对比“真”、“假”双方已经摆出的种种理论，是不难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据一位权威的中共党史专家断定：这个叫“艾蓓”的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女儿，这部小说是一部欺世盗名的鄙俗之作，与五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环境和周恩来的政治信念、生活情况不符。中共高层领导有一套严密的保卫制度，周恩来根本不可能像书中描写的那样，自由地与“安然”约会。

假如真是那样，早就被传播出来。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搞垮周恩来，搜集周的材料可谓挖地三尺。既有此传闻，岂会放过？为何此前从未所闻呢？中共高层对私生活的默契我们来看看，五十年代中国斗争环境是怎么一回事。

在反右以前，中共政权创造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尽管诸如土改、镇压反革命、实行城市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抗美援朝以至于文革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有不少人怀念五十年代的“政治清明”。共产党逐步建立了威望，领袖们更是春风得意，中南海笙歌夜舞，常通宵达旦。正是从那时起，高层在生活作风方面开始“开放搞活”，耕闻频传，是为时尚。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上行下效，许多中高级干部进城后，也纷纷离弃糟糠，另娶年轻漂亮有学历的城市小姐为妻。周恩来有没有赶时髦另当别论，但绝不能以五十年代的政治环境来否定这种可能。周的政治信念、生活情况，也不是不能找情人的充足理由。男女之间偷情，几乎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不是政治环境、政治信念、生活情况一类虚化的理由可以阻挡的。

假若是真的，江青一伙为什么不大做文章？要整垮对于从男女生活作风上打开缺口，是见效最快、打击最有力的厉害“一招儿”。很多在中共体制下生活过的人，对此深有体会。即如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下，也不失为一项无往而不利的常规武器，但在中国，却只限于中、下阶层范围，凡牵涉高层，尤其是核心的领袖阶层，此招便行不通。中共自建党以来，党内权利的频繁更迭，派系之间的斗争更残酷无情，找不到一条正式的罪状是涉及男女关系问题的。

可谓“道是无情却有情”。文化大革命中揭发出大量高层“丑闻”，尤其是红卫兵挖出来。他们年轻气盛。不谙世事，把街头恶邻之间互相揭短挖疮的本领学了来，以为对付道貌岸然的高干们的法宝，殊不知违反了游戏规则。这个规则在中共内部是心照不宣、共同遵守的。江青一伙再穷凶极恶，无法无天，这条底线还是守住了。

她要打倒对手，仅列举政治上的罪名足够，根本不必援引小节上的失着。高干子弟不欢迎的“私生女”早在五十年代，中共高层即达成共识，考察干部要从大处着眼，“生活小节”是次要的。刘少奇曾有一个内部讲话，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分析了男性的“多容性”，主张不要过份要求和指责男性领导人在私生活方面的越轨。

毛泽东显然也极为赞赏这一“合乎科学和人性”的主张，否则不会让刘在党的会议上大放厥词。文革中刘少奇遭到批判，江青亲自负责专案且搜集罪证，真的是“挖地三尺”，却没有把这一条列入其间。历史上，中共的叛变者和被清洗者，在“多容性”方面的把柄，除了私下流传和一笔带过，从未公布和公诉于正式文本。

如曾任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顾顺章、“东北王”高岗、多次娶妻的刘少奇、林彪的老婆叶群（与黄永胜）、特务头子康生与江青等。而且即使让这些绯闻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民间，也一定是在政治上确定打倒之后，绝不会在酝酿阶段就预先将材料公之于众。文革后期，江青一伙处心积虑倒周，周的处境一度极为艰危，但毕竟未被正式打倒。由此而论，没有揪住“安然”及私生女事件做文章，并不能说明此事纯系子虚乌有。

一位出身将门、与艾蓓有过数面之缘的女作家，曾对我口气极其坚决地否定了“私生女”的真实性。一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周恩来有这么个“女儿”，她去问她的父亲，他也从来没听说过。她父亲在中共上层广有人缘，为众多中央级的首长撰写过回忆录，内幕材料掌握不少。他肯定地回答：“假的！”她第一次听说，是在一次聚会上，一文友悄悄告诉她的。

艾蓓正在场，过来用胳膊肘一碰那人，嗔怪地：“别到处瞎说！”令她极为反感。她愤愤地质问：“周恩来怎么会有这样矫揉造作、俗不可耐的女儿？”在噘噘嘴与气质风度之间然而谁也不能规定周恩来的女儿不可以矫揉造作和俗不可耐。龙生九子，各异其趣，何况周公乎？俗气也绝不是平民子弟的专利。俗不可耐的高干子弟，乃至俗不可耐的高干，我们见得多了。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些左右历史的人物，都并非出自名门。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算周恩来本人超凡脱俗，遗传基因到位，亦不能保证他的子女各个都品貌初中、气质非凡。英国作家萧伯纳回答舞蹈家邓肖的求婚：“如果生下来的孩子，身材像我而头脑像你，岂不糟糕？”也许艾蓓恰好是“乃父”（噘噘嘴），而头脑如母？武则天篡位，大杀唐宗室，谙王子孙许多流落民间，中宗得辟后将他们昭还，昔日的王公显贵有的像奴婢，有的像农民，有的面呈菜色神情呆滞，他们一到久违的宫中，立刻爆发出一阵哭声，抱柱的抱柱，扶门的扶门，伏地的伏地，全然没有皇家子弟的高贵气质。

“私生女”虽贵为总理所出，但身份闪烁不明，从来不被承认，用她自己的话说叫做“我像个屁股，被定为羞处，自夏娃吃了伊甸园的禁果，人们就要把它遮住”，社会背景跟命运抗争，才好容易有了今天一张噘噘嘴已经很不错了，你怎么能期望她全面继承周恩来的气质和风度呢？有人指《叫父亲太沉重》一书破绽百出，一些细节，如周恩来等公共汽车、周恩来与老清洁工攀谈等等，都是从小学课本上抄来的，足见作者的故事纯属表早，而且编造得非常拙劣。然而这仍不能说明，她一定就是“假的”。试想，一个名正言顺的子女，写自己的亲生父母，亦很难保证没有破绽，甚至难免破绽百出，何况一个与父亲若即若离、总共没有见过几面，又身处海外、缺乏资料和咨询对象、急于求成的私生女呢？即毛毛（邓榕）写《我的父亲邓小平》，尽管有大量的文献可资参考，还可以求教当年的许多见证人，而该书仍不免疏漏、虚假和破绽之处，总不能因而推断，毛毛不是邓小平的女儿吧？作家“凭感觉就行了”艾蓓并不是没有支持者，曾有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