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官方的民辦報紙，所遇到的困難自然要比官方報紙多得多。當時，最突出的困難是與報紙性命相關的信系渠道不能暢通，尤其是不能及時看到執政黨和政府當局按照森嚴的等級制度所發的「文件」。有鑑於此，《世界經濟導報》社長錢俊瑞委託當時上海市長、《世界經濟導報》名譽理事長汪道涵，幫助給《世界經濟導報》一個名義上的正局級編制，與《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和上海電視臺並列爲四報二臺的正局級單位。但《世界經濟導報》的總編欽本立卻不是按組織規定由市委任命，《世界經濟導報》經濟亦依然是獨立覈算、自負盈虧的。儘管如此，《導報》同仁稱此舉爲接受當局的「招安」，唯一的好處是，在中國官本位的社會環境中，《導報》可以及時看到一些體現高層精神的文件和參加一些比較高級的社會活動。
按照慣例，每個單位尤其像報社這樣涉及意識形態行情的單位，都要爲自己找一個婆婆－－掛靠單位。汪道涵想，《世界經濟導報》即將是報道世界經濟爲主的報紙，就做工作讓《世界經濟導報》掛靠在上海市政府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下面，上海市外經貿委不知是沒有弄明白汪道涵的意思，抑或是急於藉機安插自己的親信，馬上就派了一個工作小組進駐《世界經濟導報》，不久，背著欽本立和《世界經濟導報》同仁，向上海市委和北京的老人們打了一個報告，指責《世界經濟導報》「以夏伯陽部隊自稱，絕非民間色彩，同仁辦報，鄒韜奮式辦報」，「要突破框框」，並斷言《世界經濟導報》「黨的觀念、政策觀念薄弱。」意欲取欽本立而代之。
當時，欽本立團結《世界經濟導報》同仁，克服種種障礙，對工作組在極左思想指導下的行爲，奮起反擊，並向有關領導報告了事實真相，爭取到有利的支持。使《世界經濟導報》安然渡過了第一次頗具威脅的危機。同時，《世界經濟導報》也變禍爲福。事實上突破了「掛靠單位」的框框，此後《世界經濟導報》就成了沒有婆婆、相對自由和獨立的報紙了。
同時，在一九八三年底，欽本立又組織《世界經濟導報》同仁對辦報方針繼續進行廣泛和深入的討論。當時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的經濟改革遇到了越來越多的非經濟因素的干擾，爲改革開放服務的《世界經濟導報》除了對經濟改革繼續加以報道外，必須根據實際需要不斷擴大報道範圍，如亟應增加教育、科技、文化、學術理論、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報道；另一種意見則認爲：中國現在是辦經濟報紙的黃金時期，無論以深度還是廣度上看，《世界經濟導報》還大有施展的餘地，同時對中國前景應有一個冷靜而清醒的認識，中共可以讓你在經濟上發表不同意見，決不等於它也同意你在報紙上公開討論不同的政治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