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言论、信仰、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四大自由（freedom speech, freedom worship, freedom from want and freedom from fear），人们都耳熟能详。过去我们都很看重言论、信仰等方面的自由，一般都认为只有民主社会才可以做到这四大自由。其实，政治历史上专制社会或多或少都有这4种自由。唯一的例外是共产党政权下面没有这4种自由，尤其是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的心理根源。从中共政权的历史来看，尤其是从它在6.4时期的狂悖和凶残来看，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只有在政权处在极大的恐惧之中才可能有如此无理性的行为发生。

黑格尔有句话，叫“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动用国家武装力量镇压学生，在首都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无论你从哪一种政治学说来分析，都无法找到这种“合理性”的解释，除了宗教屠杀和种族屠杀，只有当一个政权在处于极度恐惧所导致理性丧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屠杀，如俄国1905年的1月9日在沙皇宫廷门口的“星期日大屠杀”。6.4的屠杀，我认为出自中共的恐惧，它有远因和近因两种。近因如陈小雅所称，是恐惧党内、军内的起义；远因就是对中共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恐惧，这种恐惧一直伴随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始终。

中共为什么会有恐惧，这实在是一个大问题。简单地讲这是共产邪教理论天生的缺陷所致。人们不妨回忆一下各国共产党有关所谓复辟的论述，就会发现共产政权对于权力的重视和丧失权力的恐惧超过各种形态的政权。毛公开称要用枪杆子和笔杆子捍卫政权，这在民主社会和帝制时代都是听不到的言论。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共产政权缺乏权力来源合法性的科学证明。在古代社会，权力来源和合法性非常容易得到解决，这就是“天命”。在民智未开的条件下，这种解决办法省事，社会成本付出最小。因此在中国古代，王朝统治的关键是“天命”，其轮替亦是“天命”，知识分子们还可以给出“五德终始”和种种神异天象一类的证明。所以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和知识分子的话题都是围绕《公羊春秋》中的“王命”在展开。远的不说，辛亥革命最引起民众共鸣的不是民主而是民族主义；满人能够和平移交政权的依据还是相信“天命”和气数，因此他们没有政权覆亡后的太多恐惧。在“天命”已定，也就是政权合法性不受置疑的条件下面，历代统治者不但能够允许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宗教，而且还给予鼓励，这使得专政政权还能够存在一定的自由和民主。西方社会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选举证明，这是希腊城邦制度的传统，它有形式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制度保障，输者没有话说，也没有失败的恐惧，只有下次想法讨好选民赢回来。

共产政权既然反对神的存在，又反对西方的政治选举制度，那么其权利合法性的证明靠什么呢？它靠的是马克思编造出来的、无需科学证明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共产党因自称代表“一切阶级社会掘墓者的无产阶级”而自动获得权力。共产乌托邦的虚妄列宁在1918年就已经发现了，但是他的第一反应是号召他的同党们防止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因此不难看出，在共产党的丑恶历史中，谁极左，谁就拥有了更多的权力合法性。中共政权的极左势力始终占有上风，历任中共头子始终不会搞民主政治，其原因也是对这种权力合法性的认同。从中共的政治历次运动中可以看到，由于其权力合法性不是通过神性或者选举的证明，党内路线斗争的失败者注定就被全党抛弃，对失败的恐惧必然使得这种斗争空前的残酷。中共建政以来，凡是残酷的运动都是涉及到了政权合法性来源的问题或者说容易引起这类怀疑。如胡风问题、储安平“党天下”问题、彭德怀问题、刘少奇的问题都是利用“民意”牌触犯了共产党权力来源的禁忌（胡的“万言书”、彭的“为民鼓与呼”、刘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从这一点上讲，除储安平外，毛整肃他们并不冤枉。由于共产党政权存在著权力合法性来源的骗局随时都有穿帮的可能，所以它们反对民主、实行党禁、钳制舆论、禁锢思想、镇压一切反对派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由此我也想到有些民主派人士希望中共内部能够发生民主化的转变，实在是没有读懂马克思的邪教理论。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本意可能是想搞成富裕的社会主义，孰料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之后，中共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会最先受到知识分子的置疑。西单民主墙运动刚刚萌芽就遭到镇压就是告诉人们，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不能怀疑，因为文革之后，中共在理论上已经对自己没有了信心，它恐惧民主化所带来的历史清算。人们恐怕都记得6.4前社会舆论普遍关注万里的现象。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民智已经达到可以讨论民主与法治的地步，它再往前走一步，很可能就要出现政党政治的呼声，这却正是原教旨共产主义最为恐惧的东西，它已经触及到中共权力合法性的问题了。江贼民能够最后获得邓的不啻拔擢，与他能够实现邓小平彻底封杀任何打民意牌的意图，捍卫中共权力合法性不容讨论的原则有非常的贡献，并非浪得虚名。正如今天江的“三个代表”，它仍然是江为重新解决共产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作最后的挣扎。6.4屠杀只是中共在恐惧下制造的罪恶行动，这“三个代表”倒是对民主的恐惧中炮制出来延续这种罪恶的邪说。

由于对自己政权合法性的不信任和对这种不信任会产生连锁反应的恐惧，才会迫使邓小平决心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因此，6.4屠杀之所以发生，根本还在于共产党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在毛的时代，这个问题被毛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所掩盖，批毛之后，中共才发现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资源已经不复存在，中共无法进行政改也是同样是因为其权力来源之中没有民意的资源。6.4运动的爆发，尤其是学生的绝食行动使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无法回避，如果按照赵紫阳的妥协方法处理，中共交出政权应该是最终的结果。在民主制度下，这不会有什么问题，赵紫阳、李鹏尽可以去高校做教授。但是共产制度理论上的没有民意的缺陷使中共政权根本不会考虑学生、民众的支持程度。控制了笔杆子和枪杆子，没有民意可以炮制，谁不支持谁就去劳改农场。6.4运动爆发后，首先舆论开始失控，接著军队也有微言，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开始受到“民意”的公开挑战。不要说中共的高层恐惧中共丧失权力的结果，就是基层恐怕同样会感到恐惧。于是，镇压6.4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主流派恐惧即将到来的中国民主而丧失理智和人性的必然结果。同样的，今天人们在讨论6.4十三年之后中共为什么还能存在的主要原因，我看也是人们恐惧这个政权和服务于这个政权的大小官吏对这个政权垮台之后的清算恐惧而容忍它的一切罪恶，只要听听今天不少为中共6.4屠杀张目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他们心中存在的恐惧。

我碰到许多到过海外的大陆人士，他们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生活在国外的每个人都没有政治压力，活得有尊严。这种感觉恐怕不少人都有，说来也很简单，就是人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其实，搞政治、争民主很多情况是政治家们的事情，言论、结社、选举等等这些老百姓平时也并不关心。你专制也好，民主也罢，民众所需要满足的其实就只有一条：“免于恐惧的自由”。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面，不用说一般的民众，就是党员和党的头子也时时刻刻处在恐惧之中，他们害怕与党的不一致带来灾祸，这自然造成了整个社会充满了谎言与欺骗，中国传统社会的美德被中共政权破坏殆尽。

严家其最近讲，我们十三年来坚持纪念6.4是为了民主的信念。这是不错的，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为了使中国人民彻底获得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求。我们希望中国走向民主、希望中国有言论自由，原因就在于民主与言论自由使我们能够知道权力的来源并且能够监督权力，使我们每个人能够免去恐惧，这也包括中共6500万党员自身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