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持回乡证荣归故里或北上消费买春的香港人开始悄悄地返内地觅食，以介无米之炊。这些为求生计，被迫离家北上，两地奔波的人，虽仍衣著光鲜地被大陆同胞称为“香港老板”，受到上宾式的接待或肥猪肥羊式照宰，但毕竟囊中羞涩，且徒增了往返穿梭的负担，显得满面风尘与无奈，与往日持证傲人，财大气粗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适逢这“人面不知何出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之时，董建华又祭出了其振兴香港经济的几大方案，欲与前“八万五建房方案”媲美，其一大手笔为：从每日批准港人所生子女自大陆来港团聚的单程证名额中，拨出百分之六十给大陆专业人士来港任职，以示香港特区政府求贤若渴，盼皇师南调之诚意，幷言相信此举一定会得到中央政府恩准云云。
香港在前英国殖民者治下本是个国际大都市和世界金融中心，除了对大陆及少数共产国家实行壁垒政策外，出入境和申请居港权基本上十分自由，故一向人才济济，特别是金融、保险、物流、商贸等行业，现在董特首一方面要立法减公务员的人工，另一方面又要输入内地专才与香港人争饭碗，这把铁算盘真打得令人叫绝。因香港是个竞争的社会，内地专才一旦涌入，必对香港的专业人士队伍，特别是港府公务员增加压力和紧迫感。大陆人工薪低，要求低，能吃苦耐劳，又因长期服从党的领导之故，大多是乖乖牌，对香港社会自然能起潜移默化的作用。香港专业人才再不动脑筋急转弯，争拍特区首长的马屁，一旦被上司炒了鱿鱼，被迫参加北上讨生活的大军时，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死在哪一位大陆新移民的小报告手上呢！
对于所谓“专才”，中共建政以来早已定义得十分明确：即又红又专，听党的话，跟党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只要仰承上意或一亲龙泽，哪怕毫无专业知识也能象吴仪那样，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时拍桌子骂街，大红大紫地升上国务院副总理，幷即将进入第四代集体领导班子，否则再怎么专也要象徐匡迪一样让位给陈良宇。可见董特首的北师南调计划当然比北水南调更蒙中央领导之欢心，因一则大陆有十三亿人，所谓“人才”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始终能矮子里拔长子出来，从无青黄不接之虞。二则大陆回头走部份资本主义道路后，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往日的铁饭碗早已进了废品回收站，现有董特首要为江泽民的“人权即猪权论”背书，是爱国爱港的一大表现，自然会得到中央政府的首肯。至于另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原因，便是北师南调后自可加强特区政府的领导，免得董建华再沦为孤家寡人。比如国安、公安、军情系统皆可派专才来港加强东方明珠的情治和反谍工作，以防香港成为颠覆中央政府的基地；大陆的司法系统自然也可派遣专业人士来港，帮助香港特区政府制订有关反颠覆国家政权的新法，交流镇压反革命份子的经验，研究如何在“五十年不变”中尽快给法轮功套上反中乱港的帽子；至于“三自爱国会”之类的宗教界专才，经粤语培训后可来港传教，放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及引导香港信徒学习江主席的“三个代表理论”，这对于马照跑，午照跳，头照摇的香港特区至关重要，否则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可不是天天吃素的！
董建华执政五年来其实执行的是一种劫贫济富政策，宁可锦上添花，不屑雪中送炭，现在又要减综援，减公务员人工，高薪聘用高官应付什么问不问责……故出现大批港人仿徨无著，人往低处走的无奈现象本十分平常，不平常的则是“大陆香港化，还是香港大陆化？”这一问题的答案。
二00二年七月十三日于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