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不是一党专权的护身符

一党专权的正式名称叫做“党的领导”。共产党宣称“党的领导”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的。李鹏说：“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写入宪法的。”(1)邓小平早就说过：“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这已经写进中国的宪法。”(2)一般人受了他们的蛊惑，以为宪法真是包括一党专权在内的所谓“四个坚持”的护身符；肯定者强调“党的领导”有宪法根据，否定者又认为反对一党专权必须推翻宪法。政党是依据宪法而存在，宪法不是为政党而存在。所谓“四个坚持”，虽然写入宪法，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且看宪法是怎么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的第七自然段，本来是二百四十三个字，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九年先后两次修改，越改越长越累赘，现在是三百零四个字。但主要是两句，一句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这是关于“党的领导”的过去式。还有一句说：“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关于“党的领导”的将来式。没有一种法律文件是用过去式和将来式写出来的。过去式和将来式的法律条文是无法执行的，也无所谓遵守或违反，因而没有法律效力。并不是所有的宪法序言都没有法律效力，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作为一七九一年宪法的序言是有法律效力的。但，写入中国宪法序言的“四个坚持”不过是一种历史性的叙述，不是法律条文，没有法律效力。从宪法序言来说，这种叙述是不必要的；从宪法条文来说，共产党的一党专权是违宪的。

中共把党权置于国家政权之上

什么是“党的领导”？李鹏说：“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主要是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领导。”(3)“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领导”包揽了一切，据说只是“主要”的；还有什么非主要的空间党可以不领导的吗？没有了。中共十三大的文件指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一九八二年四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公布宪法草案交付全国人民讨论时，宪法工作小组成员张友渔的说明中还提到：“党对国家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而不是组织上的领导。”(4)李鹏却把“党的领导”从政治的扩张到“思想的、组织的领导”，违反了共产党自己的规定和一九八二年宪法的精神。特别不通的是组织领导。如果“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是组织领导，那么，党就成了国家和人民的上级。上级和下级是以权力大小来区分的，共产党对国家的组织领导表明党权高于国家政权。可是共产党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站在国家和人民头上的政党。道理上说不通，事实上却行得通。共产党就是在国家和人民之上发号施令的权力中心，党中央是全国的权力中心，地方党委是地方的权力中心。说起来，还得宣称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说的和做的不一样。这样，从做的到说的都违反了现行宪法。

按照宪法中共就是窃国篡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二条，规定了权力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条虽然缺乏可操作性，但它具有否定性的价值。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就不是属于任何政党。党权高于国家政权的一党专权是政党窃国，属于违宪。任何政党垄断权力，无限期享用，属于宪法第五条规定的“必须予以追究”之列。

宪法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李鹏却说：“人大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人大行使职权、开展工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5)共产党成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上的领导，还是它行使职权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这就是说，不服从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行使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必须服从“党的领导”，何以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共产党有权凌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讲出了什么道理？《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论也说，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因此，党就可以代表人民作决定，要求人民绝对服从。人民自己不能代表自己，非要由党来代表。代表和被代表是委托授权关系。被代表的人民对共产党履行过委托授权的手续吗？没有。人民不要共产党来代表行不行？不行。这种“代表”完全是自封的，又是强加于人民的。经过委托授权的人民代表反而不能代表人民，还要服从强加于人民的“代表”。“党的领导”完全篡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国家权力，又是严重违宪。

如果回到一九七五年宪法倒是并不违宪。一九七五年宪法就是这样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之上还有“领导”，不合逻辑。这部宪法还规定，国家武装力量由中共中央主席统率，国务院总理的人选由中共中央提名。一九七五年宪法是最荒唐的一部宪法，也是最坦率的一部宪法，它的荒唐在于完全违反法理，它的坦率在于赤裸裸地以一党专权为国法。不合逻辑、违反法理，但合乎事实，中国的事实就是不讲逻辑、不讲法理的。一九七五年宪法不顾逻辑和法理按照事实编写宪法条文，不失为一种诚实；以后的两部宪法改变了词句却不改变事实，只能说是虚伪了。一九七五年宪法的规定如果是堂堂正正的，为什么要修改？可见是见不得人的。宪法上作了修改，为什么事实上不改？可见又是假作正经。不管怎么说，既然现行宪法写上了冠冕堂皇的词句，人们就有理由要求它兑现。

按照现行宪法，共产党窃国篡权，是不能容忍的。从前，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现在，共产党在中国所享有的是“治上法权”。共产党的干部贪污腐败、违法犯罪，首先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然后再决定是否交检察院起诉：或者以党纪代替国法“私了”。“党的领导”在贪污腐败、违法犯罪方面也享有特权；不与庶民同罪。

以党治国是对革命历史的背叛

为什么必须坚持“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共产党领导人自己的论证是：“党的领导是历史决定的”。这种说法倒是确实的。共产党掌权是历史决定的，但不是现实决定的。所谓“历史决定”，就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历史决定了垄断政权的资格。这无非是历史上农民起义“打江山者坐江山”的翻版。现代的革命不是将夺取国家权力作为胜利品占为己有，而是把它回归社会所有。为什么有了夺权的历史，没有人民同意、人民授权的现实，天然决定只能由共产党掌权？为什么有了夺权的历史，无视共产党不论怎样犯错误，不论怎样搞腐败的现实，还是决定了只能由它来掌权？至今没有讲出道理来。正待哪位官方理论家去填补这项国际水平的空白。

然而，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宣布过夺取政权是为了实现一党专权、以党冶国吗？没有，而且完全相反。毛泽东在抗日时期谈到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是这样说的：“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6)原来，党的领导无非是以正确的政策和模范的工作向老百姓提出建议，接受不接受全在于“他们愿意”；不接受怎么办？只好“说服和教育”。现在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接受不行，根本不需要什么“说服和教育”，非但盛气浚人，而且杀气腾腾。“一党专政”这个名词就是共产党发明用来反对国民党的，现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反对以党治国的历史怎么能决定以党治国的现实？共产党的以党治国是对自己的历史的否定，是对革命的宗旨的背叛。
人民选择“党的领导”了吗？

李鹏在讲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之后，紧接着说：“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而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7)“历史的结论”并非现实的结论。“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吗？李鹏倒是提醒了人民，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究竟作了什么样的选择？人民通过什么方式选择了“党的领导”？报纸是“党的喉舌”，人民没有自己的“喉舌”，从何发表选择的意见？事实是人民如果不选择“党的领导”，文明的手段是打成“右派分子”，要不然就出动军队和坦克。人民连选择的利权都没有。即使作了选择，不是还可以重新选择吗？李鹏却说，对“党的领导”“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对一个腐败透顶的共产党都“不能有丝毫的怀疑”，人民还有什么选择和重新选择的余地？

排斥法律的权力论

一党专权的根据是军事暴力。共产党的权力论是由三句话构成的严密体系：“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是排斥法律的，所以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就不讲法冶。靠“党指挥枪”夺取政权，还是靠“党指挥枪”来掌握政权。毛泽东把国家权力说成“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8)，而不是社会的公器。共产党怀抱不可转移的权力，又唯恐权力转移，因此而惴惴不安，患上一种夺权过敏症。人民表达意志的批评监督、请愿示威，动不动就被说成“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甚至老头、老太太练练法轮功，都被看作“破坏稳定，颠覆政权”。这是共产党侵犯人权、压制民主、破坏法治的根本原因。

“依法治国”必须从改变“以党治国”开始，由此前进，才能实行民主政治，树立宪法权威，通向宪政目标。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应当把这个主题列入议程，展开讨论，作出抉择。

注：
(1)(3)(5)(7)《李鹏接受人中国人大记者专访》，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1999年。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有关资料汇编》第239页，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
(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页．
(8)《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