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達功：不客氣。

主持人：你現在害怕嗎？直接接受外國電臺的採訪會不會……

趙達功：我這不是第一次了，「自由亞洲」電臺採訪過我好多次了。

主持人：我們知道現在大陸很多人被抓都是犯了「泄露國家機密」罪。

趙達功：我沒有機密，真的沒有，我沒有渠道得到任何機密。

主持人：你的文章、說話那麼直率，想到過會有危險嗎？

趙達功：肯定會害怕，也考慮過自己的安全。本來作爲一個公民，發表自己的言論、發表自己的觀點，是憲法賦予的權力，對不對？但現在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大陸有個底線，就是不知道這個底線在哪裏，所以也很害怕，誰也不願意坐牢啊！

主持人：你曾寫過批評「三個代表」的文章，那會超越底線嗎？

趙達功：很多人因爲批評「三個代表」坐了牢，我確實看到這個情況，但我還是不害怕，因爲我只是從理論上、實踐上來說這個事情，我覺得不應該有甚麼問題。我也不是現在才批評「三個代表」的，過去也批評過，因爲它根本甚麼都代表不了。

主持人：很多作家包括杜導斌、劉荻、羅永忠都因爲在網上發表文章被抓了，能說說他們大概的情況嗎？

趙達功：很多人都在分析爲甚麼要抓這些人？劉荻只是北師大大三的學生，在網上發表過一些文章，這些文章要看起來，很多人說還不如我的文章來得激烈。那爲甚麼要抓她？據說是因爲劉荻起草了一個甚麼組織的甚麼宣言，或者是章程之類的，但根本也沒有證據。當權者有一個底線，你不能成立組織，不能搞組織活動。這個案子一直到現在不公開，也不審理，聽說已經退回檢察院了，準備在月底溫家寶訪問美國前釋放。

羅永忠就純粹是以言治罪了。罪狀列了8條，都是因爲他的七篇文章。羅本身條件不是太好，殘疾人，開個小菸酒店餬口，生活很苦。他的文章都發表在國內的論壇，比如「北國之春」網站上，跟海外任何組織、電臺、刊物都沒有一點聯繫，沒有串連、沒有任何組織活動。羅的案子讓人覺得中共當局非常可笑、荒唐。審判書的8條罪狀全部都是某年某月發表過甚麼甚麼文章，就像文革時的反革命罪一樣。79年以後不是說沒有反革命了嗎？實質上還是有，不過改名爲「煽動顛覆國家」了，只能這麼理解吧！

羅的文章批評「三個代表」，直接點名批評江澤民，說應該打倒共產黨。這一點我們且不論正確與否，因爲我沒有這個觀點，我們和共產黨講道理，我們不是要打倒某一個組織。他的說法可能比較刺激當局。儘管如此，作爲一個公民要打倒一個組織也沒關係啊，也不是犯罪啊，所以我們很同情他。

我寫了篇文章給鄧樸方，他是中殘聯主席，對於羅永忠這樣一個殘疾人因言獲罪，從殘疾人的角度，他也應該關心一下。我是這個意思。

鄧樸方在毛澤東時代，因爲受鄧小平的牽連，被迫害致殘。不止是他，反右、四清，文革，各種各樣的運動害死了多少共產黨的高級官員？多少人失去了人生自由，沒有說話的權力，飽償了法律憲法保護不了一個人的權力的痛苦？本來這些曾經受過迫害的人應該最了解人性，懂得人權，可他們一平反就拉到了，真是好了瘡疤就忘了痛了，很多中共元老都是這樣。

我不知道鄧樸方能不能看到我的那篇文章，也不知道他現在的權力是否允許他干預甚麼。這件事如果早幾年發生，他干預一下應該很有用的。在中國，權力效應很重要，比如孫大午的事情、孫志剛的事情，還有很多諸如此類的事件，如果有高層關注，插手，權力效應馬上就體現出來了。中國的事情並不是完全按照憲法、法律來處理的，因爲共產黨本身有太多違法的事情，很多時候按照憲法、法律來處理就行不通了。

杜導斌發表了很多抨擊時政的文章，其中有「我們願陪劉荻坐牢」，還批評了「三個代表」。在湖北省孝感地區應城那個小地方，要發出點聲音來真的不容易。他比較大膽，不僅寫文章大膽，而且帶頭髮起了營救劉荻的簽名活動。他的一封信被翻譯成英文，由瑞典的茉莉小姐交給了捷克的前總統哈維爾，後來還交給了達賴，恐怕這就大大地觸動底線了，因爲中共當局一直把達賴看成分裂主義者。

批評本來是無底線可言的，因爲批評是理性的，但也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法輪功。法輪功也是中共當局的一個底線。杜導斌曾經寫過一篇爲法輪功辯護的文章。他出事之後，我們分析來分析去，大概就是因爲這些緣故。加上他自己有網頁，在網上非常活躍，也經常參加很多地方的網友聚會。

記者：我記得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叫家人給你收拾好換洗的衣服，準備萬一要坐牢？

趙達功：是的，這段時間當局突然抓這麼多人，我可以舉出很多在網上發表文章的人都被抓起來，作爲一個網絡作家，我也是非常擔心自己的安全的，因爲我不想家庭收到牽連。像我這個年齡的人，小時候經過60年餓死三千萬人的大饑荒（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就是大躍進給搞的。）經歷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時我已經長大了，心裏也比較明白了，對中國當局搞的株連我們都心有餘悸。株連九族是個封建傳統，到現在還是這樣，並沒有改變。

記者：那你爲甚麼膽子還這麼大？

趙達功：我覺得批評時政是知識份子的責任，從良知來講也必須要寫的。面對社會的不公正和社會制度的腐敗，一個作家，沉默就等於死亡。一個人活著是要有生命力的，這個生命力表現在哪裏？就是要敢於說話，有危險也得說。我知道有危險，而且不知道自己甚麼時候就進去了，但還是要說。你不能懼怕，因爲如果大家都懼怕，都沉默，整個社會萬馬齊喑，專職制度就找到更好的理由了。現在中國的整個情況是儒犬主義盛行，人們不再關心政治，大部份都在做生意，很多知識份子都得到了一些經濟上的利益，對於政治利益並不追求很多。在這種情況下更需要一些敢於說話的人來揭露中共當局的專政制度，揭露中國的黑暗。

記者：你對中國的現狀怎麼看？

趙達功：兩方面，一方面比較樂觀，一方面比較悲觀。前兩天著名學者王怡寫了一篇頗有影響力的文章「民權運動距離我們只有一公分」，發表在中國的《新聞週刊》。文章談到中國最近發生的很多事情，說中國老百姓正悄悄地在維權，通過法律途徑來保護自己的權力。比如最早的廣州的孫志剛事件，媒體一旦暴露之後，羣情激憤，迫使當局廢除了收容法。按照王怡的想法，這是從維權浪潮走向民權運動。而我看現在還形不成運動，是比較分散的。比如很多拆遷問題，上海、南京、北京，全國各地很多城市都存在這個問題，就是一個公民的權力沒人去保護，結果釀成上訪，上訪也被抓回來，這次上海的律師鄭恩寵的妻子到北京上訪不是被上海的公安抓回來了嗎？天安門廣場的自殺，還有發生在很多地方，包括南京的自殺，都是因爲拆遷房屋，因爲公民權力得不到維護，最終是公民個人走極端，用自殺的形式來抗爭。凡自殺我都是不贊成的，但公民也是沒有辦法。儘管如此，各個方面的維權活動還是展開了，當然這些活動不是有組織的，而是個別的，比如孫志剛、孫大午、李思怡（被活活餓死的三歲小女孩）、劉曉慶，蔣彥永、張思之、高耀潔等事件，都涉及到維權的問題了，都試圖在憲法的範圍內，通過法律來保護自己的權力，儘管其力量很微弱，很微弱。

記者：這種通過法律來保護自身權力的抗爭似乎很不容易，這麼些拆遷戶去北京上訪、靜坐，該做的都做了，有些人最後還是不得不走上絕路，你覺得那些維權活動有用嗎？

趙達功：事情都是積少成多的，我認爲民衆自覺的維權是非常好的現象，只不過到了一定程度肯定有一條界限不能讓你越過，我昨天就看到一個「公民維權網站」被封掉了。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裏面有一條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共產黨說它來維護這些權力，你就不必再維權了。實際上它並不維護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而且它是在危害這個利益。爲甚麼這麼說？我在過去的文章中一再提到這麼一個觀點，現在的共產黨已經不再是黨章中所定義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的政黨了。我們不能抽像地說共產黨代表誰不代表誰，必須落實到個體的官員。整個共產黨的各級官員，個體的官員都是和資本家、有錢人、投資者結合在一起，使共產黨成爲權力與資本的結合，從根本上脫離了大多數人的利益。

當年深圳有一個叫周利泰的律師，專門爲打工仔提供法律幫助，他幫助了深圳的很多人。那一陣子深圳有很多新聞，比如哪個地方搜身，哪個工廠把工人關起來，上廁所都限制時間，工人的工資拿不回來，工傷致殘後得不到補償，周利泰律師在深圳一直維護著工人的利益，結果深圳把他趕跑了，說他違法。他走了以後就再也沒有人去維護工人的利益了。

中共當局，包括共產黨組織、工會組織和政府官員都不站在工人這方面，其實他們的目的是爲了得到自己的利益。說了半天，爲甚麼他們不維護弱層階級的利益，不維護工人、農民的利益呢？因爲他們有自己的利益。

記者：節目結束之前你要對美國的華人說些甚麼嗎？

趙達功：我覺得海外華人應該多關心中國國內的人權狀況，多參與國內的政治，現在很多人只是在做生意，不敢談論政治，你看，在國內凡是談論政治的人絕不敢做生意，做生意的人都不敢談論政治，因爲一談政治就要出問題，生意就作不成了。海外的華人也有這個問題，你要想跟大陸做生意，想賺錢，就不能涉及政治、不能涉及法輪功，否則你在國內的生意就作不成，甚至人身都有危險。

記者：這恐懼是很厲害的。

趙達功：是，我們都有恐懼感，這是肯定的。所以前天由很多海外華人、作家和著名人士成立的「保衛言論自由人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