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有一部歌颂共军的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进驻大上海的共军，如何抵御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诱惑，面对花花世界和十里洋场的奢华糜烂，以露宿街头的造型，宣扬“拒腐蚀永不沾”的革命本色。从那以后，霓虹灯熄灭了，昔日的远东第一都市大上海，变成了毛泽东政权的供血器，既提供巨额利润，也不断窜出政治火箭，四人帮中居然有三人来自上海，个个都有“火箭”的上升速度。在文革时期，上海是毛派的另一中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使大上海变成了破坏性造反的大本营。
邓小平时代降临，特别是1992年邓南巡之后，上海，不仅再次变成党魁江泽民的第二政治中心，而且也再次变成经济大都市，资本主义的老底子加上政策优惠，使上海经济有了新的飞跃，成为长江三角洲的中心.。据官方称：上海的人均产值已经达到4500美元，开始迈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沪港之争也被炒的沸沸扬扬：东方明珠、亚洲第一高楼、世博会、磁悬浮、新世纪一条街，是上海崛起的标志；高收入，好环境，穿名牌，住毫宅、开私车，还有高尚的休闲、购物的场所和浪漫的周末或假期生活……是上海媒体宣扬的中产生活；金钱的闪光让物质动物两眼放光，瞬间吹鼓的发财泡沫，使上海人旧梦重温，也引来各路淘金者。
然而，与老上海的在文化上的独树一帜相比，现在的上海却是精神上的死城，毛时代留下的极左遗毒至今浓厚。上海当局在文化上的作为，除了精心供奉一具植物人花瓶之外，再无其他骄人的品牌。恰恰相反，对知识界和媒体的控制无孔不入，专门扼杀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和民间维权的正气，对知识人施加严厉管制，就连在伊拉克事件上发表挺美言论的学人，也要受到来自意识形态部门和学校领导层的压力。特别是，当我从媒体上得知：郑恩宠被终审宣布维持原判，法庭拒绝郑律师帮助过百姓出席旁听、其妻蒋美丽被从北京绑架回上海并受到全天候监控……之时，马上联想到上海安全部门曾经非法扣留陆文禾带给六四难属的善款，还以没收陆文禾父亲家的房产证相要挟，进而联想到横行于旧上海的黑社会青洪帮。
这样的联想，让我的脑子里闪过一种鲜明的形象对比，老上海，不仅是淘金者的冒险乐园，也是各路民间反对纵横的自由之都，其租借地曾经保护过众多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其中也包括现在掌权的中共人士。而作为中国改革窗口的新上海，对人的控制一直到小区和里弄，甚至连饮食街和公厕都要由政权规划，物质上升起水泥森林，灵魂却堕落为“瘪三”，西装笔挺的外表包裹著泼皮无赖的内核，中产情调的时尚装点著物欲的颂歌，既蛮横、凶残、阴暗，又轻浮、庸俗、猥琐。自由先驱王申酉被枪毙和著名演员赵丹含恨而终，已经标志著老海派的自由和美感已经荡然无存，不要说鲁迅的尖锐、施蛰存的新颖和张爱玲的敏感早已不在，就连鸳鸯蝴蝶的缠绵、周旋的歌吟和阮玲玉的风采也消失殆尽，有的只是余秋雨的文化口红和卫慧的肉体尖叫。
在郑恩宠冤案的深处，或许有两个政治中心的权争背景，上海帮较量胡温中央，但这些独裁制度的内部龌龊，也只是权力分赃的游戏，并不具有任何制度改革的意义。在根本上，郑恩宠案所表征的深层弊端，是毛泽东极权对老上海自由精神的彻底阉割，是寡头独裁主导的权贵私有化对民间权益的疯狂剥夺，郑恩宠案显现出周正毅腐败案的重重黑幕，黑幕所掩盖的是一张权贵式黑社会的蜘蛛网。
上海霓虹灯确实重新亮起来了，但独裁的恐怖阴影仍然布满大街小巷，寡头独裁纵容下的权钱勾结断裂为两级分化的深渊。
2003年12月20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