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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东“怪病”引起的抢购风看典型的中国末世特征
关于非典型性肺炎的成因目前尚无结论,但显然就事论事,病毒的传播不及于恐慌的传播,病毒之可怕也远不及于恐慌之可怖。在一周的时间中,手机短信、电话和网络以空前的速度传播着大恐慌,而当局却一如往常般对人民的恐慌以沉默和不作为表明态度。每日近5000万条的短信息流量代替了政府和传媒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盲目的抢购正是对政府及其喉舌们的报复。 人民是无辜的。联系到安徽合肥的一场普通车祸轻易地导致一场数万人参与的学潮,联系到汤山投毒案引起的社会震荡,这一次非典型性肺炎所带来的大恐慌又一次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事实,这就是:目前的中国已经显现典型的末世特征,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工人、农民、学生这些底层民众,实际上本来就处于一种烦躁、恐慌、无助的情绪之中,只是在强权的压力之下长期无法排解,一旦有突发事件发出社会危机的信号,人民的烦躁、恐慌和无助的情绪就会喷薄而出。车祸能诱发几万人的学潮,肺炎能产生几个省的抢购,可见人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承受了多么大的的压力,可见表面平静的中国社会蕴含着何等的紧张关系,可见底层人民压抑着多么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反叛意识。 有一种“恐慌止于公开”的说法,认为人民的恐慌是因为政府对危机采取“捂盖子”的做法。此说若针对具体的个案或有说服力,但对整个中国层出不穷的危机而言,却不是解决办法。政府之所以通常不公开社会危机的准确信息,非不为也,是不敢也。很多危机本来就起因于党政机关和官员的腐败、残暴、欺骗、胡作非为,一旦“公开”,后果更不堪设想,如何收场?如果农民暴动、工人示威、学生闹事皆公之于全中国全世界,中共政权也就不只是形象受损的问题了。所以,与底层民众一样,当局也处于被强压着的大恐慌之中,于是才怕杨建利王炳章、怕练功的人、怕信教的人、怕上访的人、怕上网的人。 试想,如果广东省的人民不是通宵排队去抢购药品和大米,而是通宵排队去银行挤兑现金,那该是一副什么样的图景?当局的好日子只怕就要到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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